道家與茶

儒、釋、道三家，道家與茶文化的關系，是人們談論最少的。然而它們的關系又是最深的。也許有人會說，這是故作驚人之論吧，其實不然，從發生學角度看，道家與茶文化的淵源無疑是最為久遠而深刻的。而從觀念的角度看，就更是如此了。
“自然”之“道”及其茶文化內涵
道家的自然觀，一直是中國人精神生活及其觀念的源頭。道家對生命的熱愛，對永恒的追求，都深深地滲透在其自然觀中。而這對茶文化又意味著什么呢?翻開茶文化史的第一頁，我們就可知道，茶的最早發現與利用，是從藥用開始的。“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如果我們僅僅把它當作一則傳說而誤置一旁，那就未免過于輕率了。其實，一切神話、傳說都深深印刻著人類實踐與勞作的痕跡，從而成為人類文化的基因。這就是一切始發性文化形態的奧妙所在。要知道，上述這個傳說中的茶的老祖宗，在道教中，卻是太上老君點化而成的徒弟。《太上老君開天經》中說：“神農之時，老君下凡為師，曰大成子，作《太微經》，教神農嘗百草，得五谷，與人民播植，遂食之以代禽獸之命也。”不管這種傳說的真實性如何，它與道家精神及其自然觀是極其吻合的。在道家看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人的生存必須順其自然地利用物的自然屬性，這恐怕也是后來的道教充分開掘人的自然潛能——氣功，并發掘物的自然潛能——煉丹的起始觀念與內在原因吧!
當然，這也決定了他們必定會遍嘗百藥，決定了他們必然會最早發現茶的藥用功能了。
其實，不必光看神話傳說之類，歷史本身就告訴我們，道家與茶的關系，比佛、儒更為久遠。事實上，中國的茶文化萌芽確為兩漢至兩晉南北朝時期，而此時期正是中國文人們為老莊思想陶醉得如癡如狂的時代，同時飲茶也成為一種文人的生活習慣。《僮約》說：“烹荼凈具，武陽買荼。”即為飲茶習俗的史證。《三國志·吳志·韋曜傳》亦有以茶代酒之記載，而晉張華《博物志》也同樣有“飲真荼，令人少眠”的說法。然而對道家與茶文化關系最有說服力的要數陶弘景《雜錄》中所說“茗荼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君服之”的己載。其實對丹丘子飲茶的記載還有早于此的漢代的《神異記》：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棲之余，乞相遺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
丹丘子為漢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個道家人物。故事似不可全信，但仍有真確之處。陸羽《茶經·八之出》關于余姚瀑布泉的說法即為明證：余姚縣生瀑布泉嶺，日仙茗，大者殊異。此處所指余姚瀑布與《神異記》中的余姚瀑布山實相吻合，歷史上的余姚瀑布山確為產茶名山。因此“大茗”與“仙茗”的記載亦完全一致。這幾則記錄中的“荼”與“茗”，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早在晉代郭璞在注解《爾雅》時，即解說：(茶)樹小如梔子，冬生葉，一名葬，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謂“蜀人”之記載，即可視為飲茶習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巧就巧在它也是道教的真正發源地；其形成年代，也為兩漢期間。其時，張陵奉老子為教主，創“五斗米教”。此后，道教在理論和組織形式上逐漸完善，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布衣百姓，各社會階層都普遍地對它感興趣，而且經久不衰，影響至今。大多宗教都鼓勵人們追求死后天國的樂園生活，從而以冷漠態度對待人生及其社會現實。而道教卻無比的熱愛生命，直接否定死亡，認為光陰易逝，人身難得，只有盡早修仙，才能享受神仙的永久幸福和快樂。道教這一內涵特質所體現的是，重人生，樂人世。這也正是古人崇奉仙道的原因所在。
顯然，陶弘景所說“苦荼輕身換骨”，還有西漢壺居士在《食忌》中所說：“苦荼，久食羽化，”都與道教得道成仙、羽化成仙的觀念有著內在的聯系，而丹丘子，則是直接給樵夫指點佳茗的仙人。可見道家對茶這種自然之物早有深刻認識，而將其與追求永恒的精神生活聯系起來。無法否認，使茶成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便是道家的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