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悠久的淮南茶文化
發布時間：2024-12-15 點擊：32
環境：茶之為用，可上溯到遠古的神農時代。《淮南子·修武訓》就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之說。荼即茶的古字，這是茶為藥用的開始。隨后茶之為飲亦風行，據茶界泰斗陳椽先生所著《安徽茶經》考證，漢獻帝建安（196-219）年間的皖北亳州名醫華佗是安徽記載茶事最早之人，他在其所著《食論》里說：“苦荼久食益思”。由此可見，當時安徽飲茶之風已盛行起來。那么，茶是什么時候傳入安徽淮南地區的呢？
一、淮河以南地區是較早的茶產區。
據史料記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三四百年間是茶業發展史上極其重要的過渡時期，種茶、飲茶活動開始從茶樹原產地西南一隅向更為廣闊的東南產區普及傳播開來。因淮河以南地區為江淮丘陵地帶，有山有水，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所以是極適宜茶樹生長的地區。陳椽先生在其巨作《茶業通史》里詳細論述了茶樹的傳播路線和大概時期，他推測茶樹傳播有兩條路線，其中一條是茶樹先從原產地云南傳入鄰省四川，然后在西周時代向北遷移進入陜西，在陜南地區生根。后因氣候條件限制茶樹不能再向北推進，只能沿漢水轉入東周政治經濟中心河南，又在氣候溫和的河南南部生根。到了戰國時代及漢代，茶樹繼續向東遷移，沿水陸兩路傳入淮河流域兩岸和江淮之間各地。由此可見，最晚到三世紀，茶葉生產已遍及淮河以南各地。
二、南北朝時期淮南已有茶事記載，飲茶逐漸升華為精神活動。
隨著茶樹的傳播、種茶制茶技藝的進步，茶飲在兩晉以降，已進入朝野各階層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僅如此，飲茶還同佛教的誠心潔慮、禪定入靜結合起來，成為佛教徒修行生活的一部分。這種飲茶風尚在南朝劉宋時期的淮南也曾出現過，唐代茶圣陸羽《茶經》里引用《宋錄》記載說：“新安王子鸞，鸞弟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設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據安農大中華茶文化研究所丁以壽教授《中華茶文化的醞釀》一文考證：“曇濟十三歲出家，拜鳩摩羅什弟子僧導為師。他從關中來到壽春（今安徽壽縣）創立了成實師說的南系——壽春系。曇濟擅長《成唯實論》，對‘三論’也頗有研究，曾著《六家七宗論》。他在八公山東山寺住了很長時間，后移居京城的中興寺和莊嚴寺。”《八公山志》記載，曇濟的師父僧導亦曾在八公山西昌寺講法，從者千人。十三歲就拜僧導為師的曇濟愛茶如此，想必僧導及其從者以茶待客、以茶助修行的做法已蔚然成風，帶動了八公山地區的飲茶風尚。而子鸞、子尚系兄弟倆，為南北朝宋孝武帝劉駿之子。從兩位王子拜訪曇濟道人的情景可看出兩王子亦善品茗，可知當時茶在官僚士族中已然很受歡迎。
三、唐代淮南八公山產茶，是淮南歷史上茶文化的鼎盛期。
經過漫長的發展，到了唐代中期，茶業迎來了第一個興盛的高潮。茶圣陸羽寫就茶文化史上的第一部專著《茶經》。在這本劃時代的著作里，他把當時的茶葉產區分為八大茶區，淮南茶區位列第二。唐時淮南道轄區甚大，相當于今淮河以南，長江以北，東至海，西至湖北應山、漢陽一帶，還轄有河南東南部地區。故而，陸羽把淮南茶區一分為六：光州、義陽郡、舒州、壽州、蘄州、黃州。壽州即今安徽淮南、壽縣、六安、霍山、霍邱等地。其中霍山所產品質最高。當時淮南茶區產量巨大，據《唐書·地理志》載：壽春、廬江、鳳陽郡茶葉每年都有固定的貢額，堆在內庫，皇室都用不完，元和十二年（817年）一次就出內庫茶30萬斤，令戶部變賣成現鈔，以支用度。僅三地貢茶就有這樣多，整個淮南茶區的生產量一定相當可觀。巨大的產量催生繁榮的茶葉貿易，《太平廣記》記載，唐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人于壽州作茶，人致一馭為貨，至陳留遇賊”。劉一人雇二十人販茶，運銷達兩千斤，可見當時淮南地區茶葉生產、貿易的興盛。另有唐朝封演（代宗時人，763-778年）在《封氏聞見記》里寫道：“開元（713-741年）中……鄒（山東兗州）、齊（山東益都縣）、滄（河北滄縣）、棣（山東惠民縣）漸至京邑多開店鋪煮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這說明當時淮河以南及皖南的茶葉即已大量銷山東、河北等地。
而八公山位于淮南市西部，淝水入淮處，雖靠近淮北平原，但其方圓200平方公里，大小山巒40多座，山泉充沛，植被豐茂，也是宜于植茶的區域。因此，唐時的壽州茶區是包括八公山在內的。收入由淮南市地方志辦公室編輯的淮南歷代詩詞歌賦集《長淮古韻》中的詩作《寄楊八壽州》可為一證，作者劉禹錫也是著名茶人，其詩曰：“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騎塵中白面人。桂嶺雨余多鶴跡，茗園晴望似龍鱗。圣朝方用敢言者，次第應須舊諫臣。”山上茗園叢叢似龍鱗，八公山非但產茶，且種植面積不小。茶葉產量的提高必然帶動茶葉的消費和品飲的風氣，所以唐時淮南地區的飲茶風氣可以想見。同為中唐詩人的韓翃有首《送南少府歸壽春》寫道：“人言壽春遠，此去先秋到。孤客小翼舟，諸生高翅帽。淮風生竹簟，楚雨移茶灶。若在八公山，題詩一相報。”吹過清爽的秋風，淮河上茶灶煮茗，對風飲啜，確有大唐的風雅氣度。
淮南地區在唐代能對茶文化產生重大影響還源于出產于此的茶器——壽州窯茶碗。壽州窯是唐代名窯之一，《八公山志》上說，古壽州窯的源頭分布在八公山下東麓淮河兩岸的百里之內，主要集中在今淮南市上窯鎮，此地唐代隸屬壽州。該窯一向以燒制黃釉瓷器而著稱，其原因主要在于它有別于其他窯口的釉色，有其獨創性，且數量多、種類全。壽州窯中作為茶具使用的主要是茶碗，其器型胎壁較厚，敞口，圈足，整體看來雖不及后世同類器物精巧細致，卻能體現出與大唐氣度相符的樸野粗獷。但唐時茶色紅，壽州窯的黃色茶碗影響茶湯的色澤，因此陸羽在《茶經》里對壽州窯茶碗的評價并不高，他說：“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壽州、洪州次。”“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但壽州窯在當時能區別于“南青北白”局面而創燒起黃釉瓷，為唐代茶文化增添一抹富貴、祥和、熱烈的氣氛也足以令人敬佩。
從歷史資料、文人詩作和出土文物都不難看出，包括八公山在內的淮南茶區在唐代不管是茶葉產量質量還是品飲的風習、茶器的獨特，在全國范圍內來說也是獨樹一幟的。
四、宋之后淮南地區依然是茶葉主產區，飲茶風尚保持至今。
宋代淮河以南地區稱淮南路，宋神宗時分為東、西兩路，仍是重要的茶產區。據陳椽先生《安徽茶經》論述，宋朝嘉祐六年（1061年）全國設十三山場買茶，安徽有五個山場者在皖西南的六安、淮南茶區，當年買茶271萬多斤，占全國總買量的45%以上。南宋淳熙（1174-1189年）年間，淮南路（包括河南小部分，不包括皖南）由官府直接掌握的所謂“榷茶”，即達萬斤。到了宋末元初，在馬端臨《文獻通考》一書中可見如是記載：“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當時全國散茶名茶計11種，僅出自淮南地區的就占了4種。由明入清，淮河以南區域仍是茶葉的高產區，延續至今。
地理意義上的淮南在茶文化方面有著傲人的歷史，但作為行政區劃的淮南市如今已難覓茶樹的蹤跡，其境內的八公山在唐代產茶之后或許因為氣候和土壤變化的原因，后世難見其產茶的記載。但淮南人愛喝茶，飲茶的習慣卻始終不變。
一、淮河以南地區是較早的茶產區。
據史料記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三四百年間是茶業發展史上極其重要的過渡時期，種茶、飲茶活動開始從茶樹原產地西南一隅向更為廣闊的東南產區普及傳播開來。因淮河以南地區為江淮丘陵地帶，有山有水，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所以是極適宜茶樹生長的地區。陳椽先生在其巨作《茶業通史》里詳細論述了茶樹的傳播路線和大概時期，他推測茶樹傳播有兩條路線，其中一條是茶樹先從原產地云南傳入鄰省四川，然后在西周時代向北遷移進入陜西，在陜南地區生根。后因氣候條件限制茶樹不能再向北推進，只能沿漢水轉入東周政治經濟中心河南，又在氣候溫和的河南南部生根。到了戰國時代及漢代，茶樹繼續向東遷移，沿水陸兩路傳入淮河流域兩岸和江淮之間各地。由此可見，最晚到三世紀，茶葉生產已遍及淮河以南各地。
二、南北朝時期淮南已有茶事記載，飲茶逐漸升華為精神活動。
隨著茶樹的傳播、種茶制茶技藝的進步，茶飲在兩晉以降，已進入朝野各階層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僅如此，飲茶還同佛教的誠心潔慮、禪定入靜結合起來，成為佛教徒修行生活的一部分。這種飲茶風尚在南朝劉宋時期的淮南也曾出現過，唐代茶圣陸羽《茶經》里引用《宋錄》記載說：“新安王子鸞，鸞弟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設荼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荼茗！’”據安農大中華茶文化研究所丁以壽教授《中華茶文化的醞釀》一文考證：“曇濟十三歲出家，拜鳩摩羅什弟子僧導為師。他從關中來到壽春（今安徽壽縣）創立了成實師說的南系——壽春系。曇濟擅長《成唯實論》，對‘三論’也頗有研究，曾著《六家七宗論》。他在八公山東山寺住了很長時間，后移居京城的中興寺和莊嚴寺。”《八公山志》記載，曇濟的師父僧導亦曾在八公山西昌寺講法，從者千人。十三歲就拜僧導為師的曇濟愛茶如此，想必僧導及其從者以茶待客、以茶助修行的做法已蔚然成風，帶動了八公山地區的飲茶風尚。而子鸞、子尚系兄弟倆，為南北朝宋孝武帝劉駿之子。從兩位王子拜訪曇濟道人的情景可看出兩王子亦善品茗，可知當時茶在官僚士族中已然很受歡迎。
三、唐代淮南八公山產茶，是淮南歷史上茶文化的鼎盛期。
經過漫長的發展，到了唐代中期，茶業迎來了第一個興盛的高潮。茶圣陸羽寫就茶文化史上的第一部專著《茶經》。在這本劃時代的著作里，他把當時的茶葉產區分為八大茶區，淮南茶區位列第二。唐時淮南道轄區甚大，相當于今淮河以南，長江以北，東至海，西至湖北應山、漢陽一帶，還轄有河南東南部地區。故而，陸羽把淮南茶區一分為六：光州、義陽郡、舒州、壽州、蘄州、黃州。壽州即今安徽淮南、壽縣、六安、霍山、霍邱等地。其中霍山所產品質最高。當時淮南茶區產量巨大，據《唐書·地理志》載：壽春、廬江、鳳陽郡茶葉每年都有固定的貢額，堆在內庫，皇室都用不完，元和十二年（817年）一次就出內庫茶30萬斤，令戶部變賣成現鈔，以支用度。僅三地貢茶就有這樣多，整個淮南茶區的生產量一定相當可觀。巨大的產量催生繁榮的茶葉貿易，《太平廣記》記載，唐天寶中，有劉清真者，“與其徒二十人于壽州作茶，人致一馭為貨，至陳留遇賊”。劉一人雇二十人販茶，運銷達兩千斤，可見當時淮南地區茶葉生產、貿易的興盛。另有唐朝封演（代宗時人，763-778年）在《封氏聞見記》里寫道：“開元（713-741年）中……鄒（山東兗州）、齊（山東益都縣）、滄（河北滄縣）、棣（山東惠民縣）漸至京邑多開店鋪煮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這說明當時淮河以南及皖南的茶葉即已大量銷山東、河北等地。
而八公山位于淮南市西部，淝水入淮處，雖靠近淮北平原，但其方圓200平方公里，大小山巒40多座，山泉充沛，植被豐茂，也是宜于植茶的區域。因此，唐時的壽州茶區是包括八公山在內的。收入由淮南市地方志辦公室編輯的淮南歷代詩詞歌賦集《長淮古韻》中的詩作《寄楊八壽州》可為一證，作者劉禹錫也是著名茶人，其詩曰：“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騎塵中白面人。桂嶺雨余多鶴跡，茗園晴望似龍鱗。圣朝方用敢言者，次第應須舊諫臣。”山上茗園叢叢似龍鱗，八公山非但產茶，且種植面積不小。茶葉產量的提高必然帶動茶葉的消費和品飲的風氣，所以唐時淮南地區的飲茶風氣可以想見。同為中唐詩人的韓翃有首《送南少府歸壽春》寫道：“人言壽春遠，此去先秋到。孤客小翼舟，諸生高翅帽。淮風生竹簟，楚雨移茶灶。若在八公山，題詩一相報。”吹過清爽的秋風，淮河上茶灶煮茗，對風飲啜，確有大唐的風雅氣度。
淮南地區在唐代能對茶文化產生重大影響還源于出產于此的茶器——壽州窯茶碗。壽州窯是唐代名窯之一，《八公山志》上說，古壽州窯的源頭分布在八公山下東麓淮河兩岸的百里之內，主要集中在今淮南市上窯鎮，此地唐代隸屬壽州。該窯一向以燒制黃釉瓷器而著稱，其原因主要在于它有別于其他窯口的釉色，有其獨創性，且數量多、種類全。壽州窯中作為茶具使用的主要是茶碗，其器型胎壁較厚，敞口，圈足，整體看來雖不及后世同類器物精巧細致，卻能體現出與大唐氣度相符的樸野粗獷。但唐時茶色紅，壽州窯的黃色茶碗影響茶湯的色澤，因此陸羽在《茶經》里對壽州窯茶碗的評價并不高，他說：“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壽州、洪州次。”“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但壽州窯在當時能區別于“南青北白”局面而創燒起黃釉瓷，為唐代茶文化增添一抹富貴、祥和、熱烈的氣氛也足以令人敬佩。
從歷史資料、文人詩作和出土文物都不難看出，包括八公山在內的淮南茶區在唐代不管是茶葉產量質量還是品飲的風習、茶器的獨特，在全國范圍內來說也是獨樹一幟的。
四、宋之后淮南地區依然是茶葉主產區，飲茶風尚保持至今。
宋代淮河以南地區稱淮南路，宋神宗時分為東、西兩路，仍是重要的茶產區。據陳椽先生《安徽茶經》論述，宋朝嘉祐六年（1061年）全國設十三山場買茶，安徽有五個山場者在皖西南的六安、淮南茶區，當年買茶271萬多斤，占全國總買量的45%以上。南宋淳熙（1174-1189年）年間，淮南路（包括河南小部分，不包括皖南）由官府直接掌握的所謂“榷茶”，即達萬斤。到了宋末元初，在馬端臨《文獻通考》一書中可見如是記載：“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當時全國散茶名茶計11種，僅出自淮南地區的就占了4種。由明入清，淮河以南區域仍是茶葉的高產區，延續至今。
地理意義上的淮南在茶文化方面有著傲人的歷史，但作為行政區劃的淮南市如今已難覓茶樹的蹤跡，其境內的八公山在唐代產茶之后或許因為氣候和土壤變化的原因，后世難見其產茶的記載。但淮南人愛喝茶，飲茶的習慣卻始終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