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本茶書為你白頭

兩年前的這個時候，周重林和李樂駿合著的《茶葉江山》出版。這本書緣起于2013年末，老周跟我聊天，抱怨說《茶葉戰爭》反響那么好，這本書最初還是不好出。有編輯說首印3000冊，還提出來一堆附加條件，把他氣壞了。那時候，他的《茶葉復興》自媒體剛剛開始啟動，只有他自己全職，支離子做兼職，年底我還給他寫了篇文章，以表支持。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的我和他，都處在新生活的前夜。雖然過去的成績還算不錯，也面臨著巨大的變化，和茫茫不可知的未來。那時候，《茶葉戰爭》已經出版，市場和口碑都很好。他剛剛從云南大學茶馬古道文化研究所離職創業——三十出頭已經混到了研究員這個級別，洗牌重新開始，這無疑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從業到了第六個年頭，也有了一定行業資歷，正醞釀著離職，換一個平臺。
年后大概四月份，我和《東方歷史評論》的主編李禮，在王瓊的和靜園，和老周見了一面。當時他應該是來北京參加中華茶館聯盟的一個會議，滿屋子人都記不清誰是誰。沒一會兒，他就帶著一幫人呼嘯而去，留下我和李禮，以及張簡之——后來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甚至可以說她改變了我的命運，這也是我要感謝老周的地方。不久后我去北大社工作，也就簽了《茶葉江山》——我對這個人有信心，雖然還是草稿，這肯定是一本三萬冊以上的書。果然，出來后這本書成為年度熱門事件，拿了不少獎，三四十個版本在市面流通。
所以，我朋友圈里的周重林是個雙面人。一個老周經常飛機晚點，頻頻出入北上廣的各種豪華酒店，喜歡交朋友，也愿意夸贊、成就朋友，在人群中牛逼吹得口水滿天飛；轉過身，另一個老周從街頭小店鉆出來，擦擦嘴角的洋芋，上樓看書寫作到深夜，獨享安然自足的孤獨。兩個不同調的世界里，老周自如穿梭毫無違和感，這讓我想起赫拉巴爾。在《過于喧囂的孤獨》一書中，赫拉巴爾說：“基本上我是一個樂觀主義的悲觀者和一個悲觀主義的樂觀者，我是雙重的、兩面墻的，有著拉伯雷式的笑和赫拉克利特式的哭。”
如果在研究所一直混下去，老周遲早能混成一個帶頭大哥式的學霸。他其實挺適合做學術的，勤奮而敏感，對材料有著饑渴的占有欲，也有足夠的問題意識，而且清晰明白自己擅長做什么。他出來了，江湖上多了一個錐子周。回歸到更本質的寫作者的身份，他也足夠勤奮——略一估算，他每年寫作的字數在30萬字以上，還不算《綠書》這種零碎文章。要知道，大多數時間他不是在飛機上，就是在接客中。
作為一個苛刻的編輯，我經常批評老周，說他的東西太糙，應該精益求精。《茶葉戰爭》改版前，寄了一本我看過的給他，里面折了三四十頁修改意見。其實論勤奮程度，我拍馬難及老周。他閱讀量大，眼光敏銳，從根底上說是一個純粹樸實的讀書人。他對自我的認知足夠清晰，所以時常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卻不會忘記自己的來處和歸處。世界那么大，他去看看而已。我也自詡讀書人，寫作上卻懶惰異常，能拖拖能躲躲，一年能有個幾萬字就謝天謝地，還是被追著趕著才行。
我的作者，似乎都有這種對事的精誠態度。比如身居美國的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梁啟超傳》作者解璽璋老師等，都是天分很高又極其勤奮嚴謹的人。
《茶葉江山》出版后，老周來北京做活動。有兩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其一，是我安排給他的住宿，就是一家快捷酒店，老周非常淡定——他做過出版，能體諒；其二，我們一起在北大社印刷廠簽書，半天多他就著盒飯簽了兩千本。這是個單調而辛苦的活兒，誰簽誰知道。不過，老周將其看做和讀者溝通的一個方式，毫無怨言。年初我和王瓊見面，她對老周最贊不絕口的一點也是：他可以在茶博會從頭蹲到尾，就是為了接待聞訊而來的讀者。
老周對讀者的尊重，也贏得了豐厚的回報：圖書銷售，成為茶業復興主要的盈利模式之一。經常見到老周一下飛機就奔辦公室——又有很多讀者等著收他的簽名本，得簽了趕緊發出去。前幾天老周跟我講，參加一個茶博會一口氣賣了幾千本《茶葉戰爭》，回家立馬又收到數千冊冊訂單。這話聽得我一陣憂傷——要是《綠書》早點出來多好。
老周有個習慣：隨時在朋友圈直播自己的生活，點評朋友，也發布自己電光火石的想法。加上他各地演講的文稿，近年寫就的文章，就是這本《綠書》。所以，我給加了一個副書名：周重林的茶世界。我們商量好，六月份書出來，結果直接拖到了年底。很多讀者對此失望，老周也感覺對不起讀者，很有壓力。
本來我覺得，這種事情隨緣，晚點就晚點。被他這么催了幾次，也就催出來幾絲罪惡感。于是，努力克服懶癌，寫了這篇文章。這就是，我不得不如此吹捧，或貶損他的理由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