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75021普洱散茶香港茶葉界的美談（八）

宋文庚副經理和調供科敖奇富同志拿著交易會帶回來的普洱茶樣品來到昆明茶廠李希金廠長辦公室。李廠長叫來審檢股股長吳啟英，讓她看樣品。此茶外形粗壯，色黑褐，原料相等于9-10級青毛茶。受野生茶和湟源霉茶影響，昆明茶廠積壓了400多噸9-10級青毛茶，只能慢慢拼入青磚（生茶）使用。搞普洱茶，可以消化積壓，昆明茶廠巴之不得，可云南從來沒有見過和做過這種茶，急得老實巴交的李廠長團團轉。茶廠托公司業務員黃又新幫助了解廣東人工發酵普洱茶方法。交易會上，黃又新向廣東茶葉進出口公司提出參觀生產特種茶的茶葉三廠，遭到特種茶科連少利科長的拒絕。解放以來，廣東三廠一直用北越茶、廣東茶和部分云南曬青茶拼配發酵普洱茶，除原料欠佳外，他們工藝成熟，經驗豐富。云南自己開埠出茶，廣東是不滿意的，自然不愿施教。黃又新碰了釘子，正發愁，云南省政府駐廣州辦事處負責煙葉和茶葉轉運工作的施敏說他有辦法。施敏是上海來云南的知青，人極聰明，來廣州兩年學會了廣東話，還同三廠的職工交得朋友。黃又新偷偷進了三廠的車間，聽了加工過程又看了現場操作。
看是看了，聽是聽了，喝也喝了，所有信息匯成一體傳到了昆明茶廠，但茶廠上上下下還是對首次發酵茶堆面層上長出的白霉顧慮重重。人們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在茶葉加工歷史上，霉變始終在扮演一個不光彩的角色。我們還要理解的是，臭豆腐、豆豉和咸菜發生的霉變，往往要經歷一個漫長甚至是痛苦的認識過程，才會飛躍出一個褒義的表達。隨著出口正常進行和收匯安全穩當，茶廠上下和公司職工盡管自己不喝，但在他們眼中，茶堆上的霉層同臭豆腐上的霉層一樣，已經沒有害人的差別。省公司調供科分兩個部分，黃又新、敖奇富、朱震平、鄒家駒和廣州辦事處回來的施敏負責出口工作，李永友一人負責省內外調撥。得知青海湟源的情況，科內議論開了，何不用這批茶揉碎試試發普洱茶。潘意如科長向主管業務的宋文庚副經理匯報了科內的意見。宋副經理還是不放心，專門將埋頭在茶區搞紅碎茶轉子機實驗的谷應找回來詢問。谷應明確回答，1952年2月北京試驗結果證明黃霉沒有問題。
1980年8月中旬，公司再次召開會議研究解決霉茶辦法。在聽完譚自立、李永友的匯報和公司各科的意見后，宋副經理果斷地說，“發電全部回運昆明，重新加工后改制普洱茶”。馮副經理也附議：“拉回來，改制普洱茶，爭取少虧或不虧。黃霉挑出來，單獨給香港寄樣”。于經理也說，“根據匯報情況拉回來，回來后的處理意見第二步再定。拉回來經濟上少受損失換回政治上影響，第三可增加出口貨源。今后不能再發生類似問題。通報茶廠。景谷茶廠如釋重負，崔廠長徹底解脫了。普洱茶制作需要發酵長霉的信息在廠里掀起了普洱茶制作熱。事實上，徨源出事的當年茶廠苦于邊茶停滯，原料積壓，已經在用5—10級曬青茶發酵試制普洱茶。
歷史上，景谷人李文相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創辦制茶作坊，用曬青毛茶作原料土法蒸壓月餅形團茶，又名谷茶。兩年后被下關“茂恒”、“永昌祥”商家仿制成“碗形茶”，經昆明、昭通運到四川敘府（今宜賓）、沱江一帶銷售。景谷團茶的加工，奠定了云南沱茶的雛形。民國期間，景谷有私人茶葉加工作坊15家，加工品種有團茶（分四兩裝、五兩裝），小餅茶（二兩裝）、大餅茶（八兩裝）、方茶、茶膏等。古往今來，當地所有茶品加工，都同發酵無緣。景谷沒有紅茶生產，連酶促發酵也沒見過，因而省公司1965年（65）滇茶土生第134號通知說明部分第三條規定：“景谷緊茶因缺紅腳茶，配料可增大五級原料補足”。無怪乎一朝霉變，有如天陷地裂，慌了手腳。新認識開辟新天地，80年景谷茶廠發酵生產了18噸普洱茶調昆明茶廠拼配出口，兩年后產量達180多噸，獲得對外貿易部“出口產品，質量優良”榮譽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