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原產地西雙版納》——史書為何記載普洱不產茶（下）
發布時間：2024-06-13 點擊：85
車里宣慰司管轄普洱、思茅時應該是安排實施過發展茶葉（另一種可能是普洱劃歸車里時已有少量茶園，因為唐代普洱、思茅已有人工種茶，銀生城界諸山都產茶），從明代的史書中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線索，《明·滇志》中記載有“車里之普耳山，其山產茶，有車里頭目居之”。
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謝肇淛寫的《滇略》中寫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團”。從這兩本明代的史籍中我們可以斷定，一是明代普洱附近的山是有茶園的，二是普洱那個地方的人懂蒸而團之的技術，三是普洱已是茶葉交易地、集散地，車里還派了官員在那里管理茶葉的事，當然車里派的官員管的是整個車里宣慰司轄地內的茶，如果僅僅是普洱附近山上那片茶園，車里宣慰沒有必要專門派官員、頭目來管。
謝肇淛說當時的普茶的加工方法是蒸而成團，謝肇淛說的普茶今天中外學者都認為是普洱茶，這種茶的原料應是采自人工栽培茶園，又經過蒸而團之的加工，這普茶是可以飲用的，而不是大山里長的野生茶樹。
車里宣慰司管轄普洱、思茅時到底發展了多少茶園，找不到史料記錄，1826年阮福寫《普洱茶記》時，普洱、思茅茶園已所剩無幾，找不到說普洱、思茅有茶園的資料，所以阮福才說普洱不產茶。
道光三十年（1850年）編的《普洱府志》也說普洱茶產自今西雙版納境內的古六大茶山，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明代車里宣慰司管轄普洱、思茅時發展的茶園估計不會超過5千畝，否則也不至于進入清朝才一百多年普洱便見不到茶園了。
為什么車里宣慰司沒能在普洱一帶發展出一個大茶山呢？（至少有5千畝以上茶園面積）其原因在哪里，前面我們已闡述過，發展一個大產業，種萬畝茶山，需要適宜的自然條件，還要有長治久安的社會環境，更重要的是要有統治者來制訂計劃，要有大小官員、大小頭人來組織實施計劃。
普洱、思茅與西雙版納在政權形式、社會組織、文化環境上有區別。
今天的西雙版納州在元代以前稱景隴國或勐泐地。景隴國（勐泐地）的最高統治者為召片領（廣大土地之主，明代稱宣慰）召片領（宣慰）以血緣宗法為紐帶，組成了一個嚴密的統治集團，根據血緣的親疏遠近來分等任命各級官員，召片領是世襲的，召片領還設有議事庭，召片領任命的官員分為召勐、叭竜、叭（帕雅）、乍、先，這些召勐、叭竜、叭（帕雅）、乍、先相當于現在的縣長、鎮長、鄉長、村長、組長（車里政權像個小政府，還制定有法律），這些基層頭目負責執行召片領下達的各項政策、計劃、完成各村寨應上交的各種貢賦。
召片領還將自己管轄的地區劃分為若干個勐（壩區）和若干個火圈（山區）。各個勐和火圈的村寨有很細很明確的社會分工，各自承擔專業性勞役與農業性勞役，專業性勞役包括專門為召片領出門服務、專門為召片領及其王室蓋房，專門馱鹽、專門馱茶、專門修路等10多個門類，山區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諾族等居住的村寨召片領也安排任命了自己信任的人當叭、乍、先，山區（火圈）各個民族各個村寨承擔的農業性勞役就包括種茶，以及定期為召片領及其王室送山珍，送野獸肉等，而解放初期民族工作隊的調查資料記有，直到民國初年山區有茶園的村寨還要向壩區傣族土司交納茶葉，有的寨子交50筒，有的交30筒。
有召勐、叭童竜、叭、乍、先這樣的大小官管理各村寨，各個村寨的農業生產和勞役服務就是有序的，召片領要實施一項大計劃、發展一個長久的大產業是比較容易的。明代以前像召勐、叭竜、叭、乍、先這樣的組織形式在召片領管轄的瀾滄江以西今勐海、景洪和瀾滄江東岸的六大茶山一帶已經存在（勐海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所以直到1950年西雙版納還有10萬畝古茶園也就不難解釋。
它形成的條件是：廣大土地是召片領的，召片領的王位是世襲的，大面積發展茶葉的規劃是召片領安排認可的，管理各個村寨、各個壩子、各個山頭的叭、乍、先都是召片領的親屬或信任的人，還有最關鍵的是壩區的傣族一千多年來從未與山區的布朗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諾族等發生過戰爭，民族關系和睦、社會和諧安寧，召片領制定的大面積種茶的規劃能夠長久堅持、執行。各個民族長期種茶，二百年、五百年以后10萬畝大茶山自然就可形成。
我們再來看普洱、思茅的情況，普洱、思茅明代以前歸大理政權管轄，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劃歸車里宣慰司后，一直到明朝結束，車里宣慰也未能在普洱、思茅建起叭、乍、先這樣的組織形式。因為普洱、思茅不是車里宣慰司的世襲領地，這里沒有他的血緣宗親，而另一個傣族集團元江那氏傣族土司在普洱卻有很大的勢力，有元江那氏的牽制，車里宣慰司在普洱、思茅從上到下就沒能建起一個可掌控、可指揮的親信政權組織網，這樣車里宣慰司的最高統治者想在普洱、思茅發展幾個大茶山就沒那么容易，要推行村村種茶、寨寨種茶的計劃就有難度，發展萬畝茶園，種要有人安排，銷要有人來協調，茶農不可能單人獨戶地背著茶到大理、麗江、西蕃去賣。
車里宣慰司未能在普洱、思茅建立起叭、乍、先這樣的政權網，除了這塊土地是新劃入的，這里沒有血緣宗親關系網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緊連著普洱的景東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已建立了流官政權，還駐有大量的明軍，明洪武十七年后普洱、思茅已有漢人遷入，漢文化已傳入普洱、思茅，這些對車里的傣族統治者有牽制影響，車里宣慰無法用瀾滄江西岸（今勐海、景洪）和東岸舊轄地六大茶山一帶的方法來管理普洱、思茅這一塊新屬地。
萬畝茶山發展不起來，但普洱卻是一個做商品交易的好地方，普洱周圍有許多鹽井，鹽茶交易是傳統貿易，大宗貿易。普洱上去是景東，景東上去是大理，且景東有漢人的官府，有朝廷的機構收茶稅，車里宣慰司在普洱設交易市場最為合適，這里是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交匯地，是大理地區和車里地區的連接地，從《明·滇志》和謝肇淛的《滇略》中可看出明代車里宣慰司管轄普洱時普洱已是茶葉集散地交易地。
景東明萬歷年間已有關卡收茶稅《明·滇志》記載：“景東府收茶稅銀一百二十五兩解司，鶴慶府收茶稅銀一百三兩解司”。《明史》也記載“云南茶征銀”。證明普洱、景東間有茶葉運輸交易，普洱至景東至大理至鶴慶至麗江的運茶大道是暢通的，朝廷已開始管理云南茶。
還有一個歷史背景我們應該注意到，明代中央朝廷對茶葉的管理非常嚴格，車里宣慰司與明中央朝廷的關系又很融洽，車里宣慰司在普洱設茶葉交易市場應該是得到中央朝廷的許可或認同，景東府對普洱的茶市有監控和扶持的職能。
明萬歷末年（1620年）謝肇淛在《滇略》中第一次說到普洱茶“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團”在這里雖然謝肇淛并沒有直接說明“普茶”的原料來自普洱，也沒有說明這“普茶”就是普洱當地加工的，但我們可以肯定那“普茶”一定含有普洱當地的原料，那蒸而成團的加工方法1620年時普洱人已經會做。
謝肇淛是1620年寫的《滇略》此時寸車里宣慰司管轄普洱、思茅已有230多年，車里宣慰司在明代一直都在發展茶葉（勐海的古茶園大部分為明代所種）車里的官員們自然也要在普洱發展茶葉，否則《明·滇志》如何會記載“車里之普耳山，其山產茶。有車里頭目居之”普洱勐先困鹿山還有少量明代古茶園可以作證。
多年來有一個重要的線索為人們忽視，細查云南的史料、史書，說普洱不產茶的全是清代的書和文章，而明代的書說到茶時都說普洱產茶。
普洱種茶的事應該是從明朝末年1628年中斷，明崇禎元年（1628年）緬甸軍隊攻入車里（景洪）隨即又攻入普洱，明王朝此時已衰落，援助不了車里，車里被緬甸人控制，元江傣族土司那氏與緬甸軍隊在普洱一帶展開爭奪戰，普洱在戰亂中渡過了32年，普洱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劃歸車里到1628年止，車里宣慰司共管轄普洱、思茅244年。
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吳三桂帶清軍入滇一年以后就將普洱和車里劃歸元江，順治十七年（160年）年元江改土歸流，連普洱在內全由外省來的流官管理，流官們整天忙于平息少數民族起義，哪里還顧得了發展茶葉的事。
從康熙十二年（1673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坐鎮云南的吳三桂又與康熙皇帝翻臉，云南陷于一片戰火，誰還管普洱種茶不種。
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貴總督鄂爾泰對西雙版納進行改土歸流，強行將車里宣慰司管轄的地盤劃出一半成立了普洱府，府治就設在普洱城，普洱成了滇南的政治中心、軍事重鎮，還種什么茶，原有的茶園本來就不多，官兵一來，山民遷走，茶園荒廢損毀（普洱府成立之前，因少數民族抵制改土歸流，與清軍在哀牢山、無量山一帶打了二年多的仗，哈尼族、拉祜族、傣族人口大量南遷）。
流官（多為滿人、漢人）管理普洱164年后，普洱府建立已97年時的1826年（清道光六年）阮福來到云南寫了一篇《普洱茶記》而此時普洱城周邊已看不到茶園，又因貢茶、官茶都在六大茶山采辦，于是阮福便依據當時的資料說普洱不產茶，普洱茶產自六大茶山。阮福一句話讓普洱人委屈了近二百年。
阮福不是云南人，他來云南太晚，對車里管轄普洱時普洱山上是什么風光他全然不知，估計他也沒有看過《明·滇志》，對普洱改土歸流之前的情況不了解，普洱的傷痛阮福不知，僅根據當時的情況便下結論普洱不產茶，阮福沒有研究過云南的民族遷移史，對氐羌南下、百濮南遷的歷史不清楚。
他寫的《普洱茶記》是依據他父親阮元（云貴總督）辦公房里那幾本清代的書寫的，阮福也沒作過田野調查，他沒有去
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謝肇淛寫的《滇略》中寫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團”。從這兩本明代的史籍中我們可以斷定，一是明代普洱附近的山是有茶園的，二是普洱那個地方的人懂蒸而團之的技術，三是普洱已是茶葉交易地、集散地，車里還派了官員在那里管理茶葉的事，當然車里派的官員管的是整個車里宣慰司轄地內的茶，如果僅僅是普洱附近山上那片茶園，車里宣慰沒有必要專門派官員、頭目來管。
謝肇淛說當時的普茶的加工方法是蒸而成團，謝肇淛說的普茶今天中外學者都認為是普洱茶，這種茶的原料應是采自人工栽培茶園，又經過蒸而團之的加工，這普茶是可以飲用的，而不是大山里長的野生茶樹。
車里宣慰司管轄普洱、思茅時到底發展了多少茶園，找不到史料記錄，1826年阮福寫《普洱茶記》時，普洱、思茅茶園已所剩無幾，找不到說普洱、思茅有茶園的資料，所以阮福才說普洱不產茶。
道光三十年（1850年）編的《普洱府志》也說普洱茶產自今西雙版納境內的古六大茶山，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明代車里宣慰司管轄普洱、思茅時發展的茶園估計不會超過5千畝，否則也不至于進入清朝才一百多年普洱便見不到茶園了。
為什么車里宣慰司沒能在普洱一帶發展出一個大茶山呢？（至少有5千畝以上茶園面積）其原因在哪里，前面我們已闡述過，發展一個大產業，種萬畝茶山，需要適宜的自然條件，還要有長治久安的社會環境，更重要的是要有統治者來制訂計劃，要有大小官員、大小頭人來組織實施計劃。
普洱、思茅與西雙版納在政權形式、社會組織、文化環境上有區別。
今天的西雙版納州在元代以前稱景隴國或勐泐地。景隴國（勐泐地）的最高統治者為召片領（廣大土地之主，明代稱宣慰）召片領（宣慰）以血緣宗法為紐帶，組成了一個嚴密的統治集團，根據血緣的親疏遠近來分等任命各級官員，召片領是世襲的，召片領還設有議事庭，召片領任命的官員分為召勐、叭竜、叭（帕雅）、乍、先，這些召勐、叭竜、叭（帕雅）、乍、先相當于現在的縣長、鎮長、鄉長、村長、組長（車里政權像個小政府，還制定有法律），這些基層頭目負責執行召片領下達的各項政策、計劃、完成各村寨應上交的各種貢賦。
召片領還將自己管轄的地區劃分為若干個勐（壩區）和若干個火圈（山區）。各個勐和火圈的村寨有很細很明確的社會分工，各自承擔專業性勞役與農業性勞役，專業性勞役包括專門為召片領出門服務、專門為召片領及其王室蓋房，專門馱鹽、專門馱茶、專門修路等10多個門類，山區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諾族等居住的村寨召片領也安排任命了自己信任的人當叭、乍、先，山區（火圈）各個民族各個村寨承擔的農業性勞役就包括種茶，以及定期為召片領及其王室送山珍，送野獸肉等，而解放初期民族工作隊的調查資料記有，直到民國初年山區有茶園的村寨還要向壩區傣族土司交納茶葉，有的寨子交50筒，有的交30筒。
有召勐、叭童竜、叭、乍、先這樣的大小官管理各村寨，各個村寨的農業生產和勞役服務就是有序的，召片領要實施一項大計劃、發展一個長久的大產業是比較容易的。明代以前像召勐、叭竜、叭、乍、先這樣的組織形式在召片領管轄的瀾滄江以西今勐海、景洪和瀾滄江東岸的六大茶山一帶已經存在（勐海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所以直到1950年西雙版納還有10萬畝古茶園也就不難解釋。
它形成的條件是：廣大土地是召片領的，召片領的王位是世襲的，大面積發展茶葉的規劃是召片領安排認可的，管理各個村寨、各個壩子、各個山頭的叭、乍、先都是召片領的親屬或信任的人，還有最關鍵的是壩區的傣族一千多年來從未與山區的布朗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諾族等發生過戰爭，民族關系和睦、社會和諧安寧，召片領制定的大面積種茶的規劃能夠長久堅持、執行。各個民族長期種茶，二百年、五百年以后10萬畝大茶山自然就可形成。
我們再來看普洱、思茅的情況，普洱、思茅明代以前歸大理政權管轄，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劃歸車里宣慰司后，一直到明朝結束，車里宣慰也未能在普洱、思茅建起叭、乍、先這樣的組織形式。因為普洱、思茅不是車里宣慰司的世襲領地，這里沒有他的血緣宗親，而另一個傣族集團元江那氏傣族土司在普洱卻有很大的勢力，有元江那氏的牽制，車里宣慰司在普洱、思茅從上到下就沒能建起一個可掌控、可指揮的親信政權組織網，這樣車里宣慰司的最高統治者想在普洱、思茅發展幾個大茶山就沒那么容易，要推行村村種茶、寨寨種茶的計劃就有難度，發展萬畝茶園，種要有人安排，銷要有人來協調，茶農不可能單人獨戶地背著茶到大理、麗江、西蕃去賣。
車里宣慰司未能在普洱、思茅建立起叭、乍、先這樣的政權網，除了這塊土地是新劃入的，這里沒有血緣宗親關系網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緊連著普洱的景東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已建立了流官政權，還駐有大量的明軍，明洪武十七年后普洱、思茅已有漢人遷入，漢文化已傳入普洱、思茅，這些對車里的傣族統治者有牽制影響，車里宣慰無法用瀾滄江西岸（今勐海、景洪）和東岸舊轄地六大茶山一帶的方法來管理普洱、思茅這一塊新屬地。
萬畝茶山發展不起來，但普洱卻是一個做商品交易的好地方，普洱周圍有許多鹽井，鹽茶交易是傳統貿易，大宗貿易。普洱上去是景東，景東上去是大理，且景東有漢人的官府，有朝廷的機構收茶稅，車里宣慰司在普洱設交易市場最為合適，這里是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交匯地，是大理地區和車里地區的連接地，從《明·滇志》和謝肇淛的《滇略》中可看出明代車里宣慰司管轄普洱時普洱已是茶葉集散地交易地。
景東明萬歷年間已有關卡收茶稅《明·滇志》記載：“景東府收茶稅銀一百二十五兩解司，鶴慶府收茶稅銀一百三兩解司”。《明史》也記載“云南茶征銀”。證明普洱、景東間有茶葉運輸交易，普洱至景東至大理至鶴慶至麗江的運茶大道是暢通的，朝廷已開始管理云南茶。
還有一個歷史背景我們應該注意到，明代中央朝廷對茶葉的管理非常嚴格，車里宣慰司與明中央朝廷的關系又很融洽，車里宣慰司在普洱設茶葉交易市場應該是得到中央朝廷的許可或認同，景東府對普洱的茶市有監控和扶持的職能。
明萬歷末年（1620年）謝肇淛在《滇略》中第一次說到普洱茶“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團”在這里雖然謝肇淛并沒有直接說明“普茶”的原料來自普洱，也沒有說明這“普茶”就是普洱當地加工的，但我們可以肯定那“普茶”一定含有普洱當地的原料，那蒸而成團的加工方法1620年時普洱人已經會做。
謝肇淛是1620年寫的《滇略》此時寸車里宣慰司管轄普洱、思茅已有230多年，車里宣慰司在明代一直都在發展茶葉（勐海的古茶園大部分為明代所種）車里的官員們自然也要在普洱發展茶葉，否則《明·滇志》如何會記載“車里之普耳山，其山產茶。有車里頭目居之”普洱勐先困鹿山還有少量明代古茶園可以作證。
多年來有一個重要的線索為人們忽視，細查云南的史料、史書，說普洱不產茶的全是清代的書和文章，而明代的書說到茶時都說普洱產茶。
普洱種茶的事應該是從明朝末年1628年中斷，明崇禎元年（1628年）緬甸軍隊攻入車里（景洪）隨即又攻入普洱，明王朝此時已衰落，援助不了車里，車里被緬甸人控制，元江傣族土司那氏與緬甸軍隊在普洱一帶展開爭奪戰，普洱在戰亂中渡過了32年，普洱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劃歸車里到1628年止，車里宣慰司共管轄普洱、思茅244年。
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吳三桂帶清軍入滇一年以后就將普洱和車里劃歸元江，順治十七年（160年）年元江改土歸流，連普洱在內全由外省來的流官管理，流官們整天忙于平息少數民族起義，哪里還顧得了發展茶葉的事。
從康熙十二年（1673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坐鎮云南的吳三桂又與康熙皇帝翻臉，云南陷于一片戰火，誰還管普洱種茶不種。
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貴總督鄂爾泰對西雙版納進行改土歸流，強行將車里宣慰司管轄的地盤劃出一半成立了普洱府，府治就設在普洱城，普洱成了滇南的政治中心、軍事重鎮，還種什么茶，原有的茶園本來就不多，官兵一來，山民遷走，茶園荒廢損毀（普洱府成立之前，因少數民族抵制改土歸流，與清軍在哀牢山、無量山一帶打了二年多的仗，哈尼族、拉祜族、傣族人口大量南遷）。
流官（多為滿人、漢人）管理普洱164年后，普洱府建立已97年時的1826年（清道光六年）阮福來到云南寫了一篇《普洱茶記》而此時普洱城周邊已看不到茶園，又因貢茶、官茶都在六大茶山采辦，于是阮福便依據當時的資料說普洱不產茶，普洱茶產自六大茶山。阮福一句話讓普洱人委屈了近二百年。
阮福不是云南人，他來云南太晚，對車里管轄普洱時普洱山上是什么風光他全然不知，估計他也沒有看過《明·滇志》，對普洱改土歸流之前的情況不了解，普洱的傷痛阮福不知，僅根據當時的情況便下結論普洱不產茶，阮福沒有研究過云南的民族遷移史，對氐羌南下、百濮南遷的歷史不清楚。
他寫的《普洱茶記》是依據他父親阮元（云貴總督）辦公房里那幾本清代的書寫的，阮福也沒作過田野調查，他沒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