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與詩：文人生活對藝術的滲透－《中國茶文化大觀》

茶作為飲料，有可靠文獻記載的是始自漢代，文人飲茶也是從漢代開始的，如揚雄、司馬相如等。兩晉以后，茶風稍盛，張載、左思等在詩中有所詠及。到盛唐，飲茶的文人逐漸多起來，大詩人如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等，皆有詠茶或詠及茶的詩，但都只有寥寥數首。盛唐以前文人的飲茶，既沒有形成文人群體性階層性的普遍風尚，也沒有自覺地與文學藝術活動發生密切的關系。進入中唐，茶成為城鄉貴賤“無異米鹽”“難舍須臾”（《唐會要》卷八四《雜稅》載長慶元年左拾遺李玨奏文）的日常生活飲料，它之所以能迅速得到發展推廣，是與禪寺茶風的興盛密切相關的。唐人封演《封氏聞見記》載：“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以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禪寺，是茶藝發展的中心，是文人茶文化的發祥地，中唐時文人飲茶風尚的形成，即是從山林禪寺開始的（茶圣陸羽即是從寺院出身的）。其時文人的茗事活動多與寺院及僧人相關，最具代表性的茗事活動是茶會（或稱茶宴），茶會的興盛是文人飲茶活動開始發達的一個明顯標志。茶會，一般是由僧人約集文人到寺院中（也有在文士家約集僧人等）“品茶”，并藉此為由清談、賦詩，即錢起所說的“玄談兼藻思”（《過長孫宅與郎上人茶會》），可見茶會是一種品茶會兼賦詩會的雅集形式，皎然、陸羽等組織的大型茶會——杼山茶會，實際上也是大型詩會。茶會于是成為文人雅集的一種常見形式，延續至清代而不絕。中唐時興起的詩社，一般被稱為“詩酒社”，其實詩人社集時的飲料既有酒也有茶。中唐以后文人即使不約集正式的茶會，也好與僧人品茗賦詩，以為清雅，如杜荀鶴的“滿添茶鼎候吟僧”（《春日山中對雪有作》）、李中的“有時乘興尋師去，煮茗同吟到日西”（《贈上都先鄴大師》）等。中唐以后，文人的禪悅崇尚與僧人的詩悅崇尚，在共同生活習尚——品茗中尋到了交接點，詩客、僧家以茶為軸心，構成了三位一體，相傳元稹所作的《茶》（一字至七字詩）中即有“茶?慕詩客，愛僧家”的精當概括。茶禪一味，禪詩一味（“詩是文字禪”），詩茶一味，于是茶、禪、詩也形成了三位一體。文人飲茶風尚的養成是從寺院開始的，飲茶活動與文學創作形成直接關系也是從寺院開始的，寺院這種特定的環境背景，使文人的詩歌創作染上了茶氣和僧氣。
隨著文人飲茶風尚的繼續發展，逐漸從禪寺茶文化的依附中離析出來并形成具獨立品格與內涵的文人茶文化模式。茶與詩的關系也更加緊密而深廣。寄茶與人，一般都是茶囊詩筒同寄；而收到友人惠茶，也須以詩酬謝；向人乞茶、索茶，亦須投之以詩，“不將錢買將詩乞”（姚合《乞茶》）、“月團不許無詩得”（王十朋《合同僚于郡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塘春》）；品茶，“賴有詩情合得嘗”（薛能《謝劉相寄天柱茶》），品茶時，“若使無詩味亦枯”（沈周《月夕汲虎丘第三泉煮茶坐松下清啜》），詩味、茶味互相參證。茶興可以助引詩興：“茶興留詩客”（薛能《新雪八韻》），明人朱權《茶譜》曰：“茶之為物，助詩興而云山頓色。” 飲茶與賦詩形成了聯體狀態：“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白居易《詠意》）、“閑吟茗花熟”（權德輿《與沈十九拾遺同游棲霞寺上方于亮上人院會宿二首》其一）、“詩筆間茶甌”（王禹《月波樓詠懷》），茶與詩構成了詩酒之外又一種特定的創作形態。茶的特質、特性、特點進一步滲透到詩中，對詩體、詩材、構思、句法、詩味、意境等等方面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使詩歌呈現出與盛唐以前不同的風貌，“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趙翼《論詩》）。茶風與詩風，都是特定的社會時代精神的產物，兩者有著必然的內在聯系，通過茶來研究詩，也便有了理論上的可行性。
下面擬從“新”、“清”等方面對文人飲茶與詩歌的關系進行探討。
一、新
茶尚新，新是茶的生命。凡茶人都追求新?劉禹錫《為武中丞謝新茶表》與《再謝新茶表》即道茶“以新為貴”，白居易亦云“蜀茶寄到但驚新”（《蕭員外寄新蜀茶》），《東坡志林》也稱“茶欲新”。新，在中唐是一種具時代共同性的趨尚，不僅是茶的崇尚，也是社會心理、社會追求的折射。安史之亂以后，整個社會處在大調整大轉型時期，傳統的政治理想、倫理道德、生活風尚及審美觀念被厭棄而失去約束力，人們熱切地向往、渴望、追求全新的感受。“詩到元和體變新”（白居易《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聽唱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