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為何不僅是一種名茶和單純的商品

普洱茶大量出口，奸商、貪官趨之若鶩，壟斷茶山貿易，殘酷剝削茶農。倪蛻《滇云歷年傳》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下說：“莽芝（地名）產茶，商販踐更收發，往往舍于茶戶。”坐地收購茶葉，輪班輸入內地；清廷也在普洱設府，管制茶葉出口，抽收稅銀。在商官雙重剝削之下，以至“普洱產茶，舊頗為民害”（吳應枚《滇南雜記》）。至清末剝削更甚，在思茅廳設“官茶局”，在各茶山要地分設“子局”，控制茶貿，抽收茶稅。隨后又開設“洋關”，對普洱茶增收“茶地厘金”，即每一兩銀價值的貨物加收二分茶稅。一加再加，茶農負擔越來越重，致使茶葉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清季以后漸不堪問了。
普洱茶供應藏族地區，有很大意義，值得一提。康藏地區自古畜牧，以牛乳制酥油為主要食品之一。《新唐書˙吐蕃傳》所說藏族飲用的“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為食品，是因“茶葉有助消化、解油膩、去熱止痰等作用”（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三十二），所以茶為日常飲食所必需。《明史·朵甘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列傳》說：“其地皆食肉，倚中國茶為命”，所以歷代由內地對藏族地區供應茶葉，而藏族向內地輸送馬匹，即所謂“摘山之產，易廄之良”。
滇茶行銷藏族地區的年代當很早，到明代已很發達，明季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爭堅持17年之久，以至對藏族地區供應茶葉稀少，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來交涉茶馬貿易。劉健《庭聞錄》說：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三月，“北勝（今永勝）邊外達賴喇嘛干部臺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鄧幾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勝州互市茶馬。”就在這年十月，在“北勝州開茶市以馬易茶”（康熙《云南通志》卷三）。“因普洱茶還不夠藏族商人的需要，又招商人到川湖產茶區采購，運至北勝州互市”（劉健《庭聞錄》）。后來麗江府改設流官，且交通較便，茶市改設麗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歷九月至次年春天，趕馬隊到麗江領茶引，赴普洱販茶。從麗江經景東至思茅，馬幫結隊，絡繹于途，每年貿易額有達五百萬斤之多。另外漢族、白族和納西族商人，也常販茶供應藏族地區。
“茶馬互市”，不僅把西藏和云南和內地在經濟上緊密聯系起來，而且在促進政治聯系上也有很大作用。明萬歷年間，王庭相作《嚴茶議》說：“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于此。是則山林茶木之葉，而關國家政體之大，經國君子，固不可不以為重而議處之也。”這是不可分割的經濟聯系在政治上的反映。
圖為：南茗佳人古樹茶“長歌”
英帝國主義從印度侵略中國西藏，妄想割斷藏族人民與祖國內地的經濟聯系，以茶作為侵略手段之一。約在公元1774年，英國印度總督海士廷格（w．hastings）派遣間諜進入西藏活動，就曾運錫蘭茶到西藏，企圖取代普洱茶，但藏族人民不買他們的茶葉。公元1904年，英帝國主義派兵侵入拉薩，同時運入印度茶，強迫藏族人民飲用，也遭到拒絕。“英帝國主義者認為印度茶不合藏族人民口味，于是盜竊普洱茶種在大吉嶺種植”（陶思曾《藏隨輶記》）。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緊茶，無恥地偽造佛海茶商標，運至可侖坡混售。但“外表相似本質不同”（范和鈞《考察印度茶葉札記》），藏族人民還是沒有受其欺騙。英帝國主義陰謀奪取茶葉貿易，割斷藏族人民與祖國經濟聯系的企圖始終未能得逞。
所以普洱茶的作用，已不僅是一種名茶和單純的商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