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75021普洱散茶香港茶葉界的美談（三）

崔廠長來到昆明華山南路113號“省茶司”與調供科李永友匯合后，第二天登上了北上的火車。李永友是部隊轉業干部，75年到省茶司工作，負責安排省間調撥計劃，看崔廠長一路上心神不定，總找話穩定他的情緒。“這幾年景谷茶葉情況如何？”李問。“縣革委會主任蔡遠明親自到永平公社主持召開35人的茶葉工作會議，落實五萬擔縣的規劃，會都開了15天。全縣辦了社隊聯營茶場50個，有專業人員八、九百人，種植面積已經達到三萬畝。”崔廠長回答時沒有因為三萬畝而情緒有所提高。“茶廠同外貿站分開，很多問題沒法解決，吃住都有困難。原來以為分開好，分開后，原定的一臺烘干機和兩部汽車都落實不了。省公司也有毛病，分批小樣沒有及時確認，時間來不及只有請求電話答復，現在文字根據也沒有，事都成了我的。”說著說著，崔廠長要掉淚了。李永友繼續安慰崔廠長，盡量找話說：“我省小葉種茶區選用昭通茶樣，大葉種茶區以景谷茶樣為收購標準樣配發各地。景谷樣是中央掌握的，勐海那套樣在景洪、勐臘和勐海三縣轉來轉去對照收購，由于保管不善，部分樣丟失了。72年勐海恢復審檢室，唐慶陽廠長不敢自己配樣，還通過公司來找你們。景谷茶葉在大葉種茶區是有代表性的。”此時的崔廠長，已無心去聽這些了。
啟程前，李永友同成都聯系過。成都說他們湟源不去人了，讓云南先去，若茶葉確實發霉了把貨發回去。臨行前，省公司有幾條意見：一是先搞清楚情況；二是盡量做工作不要退貨；三是能否在西北尋找市場處理。茶葉確實發霉了，李、崔二人束手無策。崔興財試圖說服轉運站清理挑選一遍，將未發霉部分繼續發往西藏。湟源轉運站的人生氣地說，別說這兩車貨，西藏自治區商業局受野生茶影響，決定退貨六萬擔，并要求云南方面承擔退貨運費每擔20元。不知是青海海拔更高更干燥，還是李永友心急如焚，他流鼻血了。問題解決不了，李、崔二人垂頭喪氣返回云南。
留青海湟源的茶葉既進不了藏，又沒有退回昆明。東西只要沒有退回景谷茶廠，崔廠長的日子會暫時好過一些。省茶司專門開財務會研究過幾次，同時通過供銷合作總社做西藏的工作，爭取已經進藏的6萬擔和滯留湟源的貨不要退回來。73年進藏茶葉出事后，云南已經全面停止收購和使用野生茶，74年以后調出的緊茶已經沒有野生茶摻雜問題。由于野生茶影響面廣，藏民對云南茶葉仍有顧慮，新調進藏的緊茶銷不出去，西藏商業局一直堅持退貨并要求云南承擔相關費用。解放后，云南進藏茶葉的高峰出現在1973年，統計實績3.85萬擔。數量上去了，質量卻出了問題。西藏一方面要求退貨，一方面控制云南茶葉進藏數量，1976年云南僅調西藏緊茶1.51萬擔，滑坡百分之六十多。經過供銷合作總社的斡旋和解釋，西藏自治區黨委終于開會拍板，決定六萬擔茶葉不再退回云南，對藏民的解釋工作和推銷工作由西藏自己解決。對湟源發霉的茶葉，西藏方面卻態度堅決，讓云南再次來人清理解決省公司辦公樓是兩層青磚簡易房屋。那年茶葉從土產公司分離出來，沒有辦公地方，宋文庚副經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文革已經亂了套，沒有請示誰就在華山南路113號后坡屬于省政府的地盤上蓋了辦公室。宋副經理是山西的放羊娃，十幾歲參軍當了陳庚虎將周希漢的警衛員，根紅苗正，文革中負責業務時常卷起褲腿露出當年要飯被狗咬的傷疤同不懂業務的造反派吵架。野生茶出事，文革中受過沖擊的經理于力已經提心吊膽，茶葉到湟源發霉，他更是大氣不敢出，正好業務分工由宋負責，事情都到了宋文庚頭上。宋的魄力，在茶葉界是有名的，他雖然沒有讀過書，只在當警衛員時補習過一些文化，但他腦子靈，首長在里屋談情說愛，他會在外屋裝睡打酣。處理景谷緊茶的會議在簡陋如人民公社駐地的經理辦公室進行，參會者還要自帶凳子。宋文庚開場就一針見血，說邊銷茶連續出事是王洪文搞的鬼，話講得頗有政治高度。大家想起來了，王洪文和李德生到新疆和西藏阿里地區轉了一圈，回來說邊銷茶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要求敞開供應，否則帝、修、反就會乘機搗亂。經王洪文搗鼓施壓，1973年年初匆匆召開了全國邊銷茶工作座談會72年全國生產調撥邊銷茶65.3萬擔，其中收購修剪茶17萬擔，占邊銷茶原料的24%。邊銷茶敞開供應，總量需要100萬擔。會議在嚴肅的政治氣氛中下達了73年任務75萬擔，按王洪文要求先保證邊疆第一線敞開供應，供應量由每人每年限量4至5兩提高到8斤。為爭政治表現，各省預報75年可提供數量90萬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