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朱泥壺的發展歷程與署款文化
發布時間：2024-12-24 點擊：38
在玩賞宜興紫砂壺的過程中，常有一種感覺：紫泥壺是「他」，是he；朱泥壺是「她」，是she，這種情感投射，當然其來有自。
就用途而言：紫泥是宜興茶具的主流派，蘊于甲泥之中，又稱「巖中巖」，其胎骨堅致，可獨自成大器；朱泥則屬非主流派，深藏于泥礦底層，礦形瑣碎，需經手工挑揀，古謂「未觸風日之石骨」，不利獨自成陶，通常用作器表化妝土。
就色澤而言：紫泥色相沉郁穩重，莊嚴凝練，宛如玄鐵重刀；朱泥色澤紅艷活潑，嬌妍多姿，猶如柳葉軟劍。
就泥性而言：紫泥成型較易，坯體燒成率較高，窯溫寬容度亦大；朱泥成型工藝難度較高，成品率約僅七成，泥性甚嬌甚挑。
就觸感而言：紫泥胎身氣孔結構較疏松，器表觸感較明顯；朱泥顆粒細膩，器表透明度佳，觸感平滑。
就聲音而言：彈指扣之，紫泥音頻較沉郁，共振性稍低，彷若男音；朱泥音頻相對較高，共振性佳，猶似女聲。
就式度而言：紫砂器形貌多變，或方或圓，或光或花，體多大方，容量較大；朱泥器形制較少，多為光素幾何形，造形趨于纖秀，容量較小。
就地域而言：紫泥素為江南主流，一脈傳承五百年，不絕如縷，近代更于港臺匯成波瀾；朱泥雖根柢深植宜興，但個性活躍，每于域外帶動風潮，如十七世紀中葉起，外銷歐洲的「紅色瓷器」（見圖）。再如清同治以后，轟動東瀛茶陶兩界的「朱泥燒」；以及從明末至民初，在閩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帶，所掀起的「水平壺」紅色風潮。更值得注意的是，朱泥器所鼓動的紅色流行風，每每引起歐洲、日本、潮汕、臺灣陶人以各種方式加以臨摹仿制，進而啟發了當地的壺藝、茶風。 明清朱泥壺考證的霧區
二十世紀末葉，宜興紫砂茶具在港臺備受青睞，不論紫泥、朱泥、綠泥、段泥，俱成為茶客壺人的府藏珍愛。與此同時，對紫砂陶器的研究亦受到重視，成為顯學。在研究探討的過程中，當代作品一辨真偽，二評工藝成就，三論典藏價值，基本上問題不大。明清紫砂器則因歷來作偽高手多，真贗之判較具挑戰性，然紫砂陶史不過五百年，雖史料有限，卻也不致考據無門。加上紫砂器的署款文化是歷代工藝美術作品中較為罕見的，這種傳承相當程度地深化了紫砂器的人文底蘊，更增添了后人的收藏樂趣，許多明清紫砂器的真偽鑒別，也往往是依附著器身款識而開啟。反倒是明清朱泥壺的考證，面臨了微妙的態勢，以今日收藏家們的眼力與經驗法則，對朱泥古壺的斷代辨偽，大體已能形成共識，爭議有限，然而對朱泥陶人們的考證，卻不易找到著力點。因為同樣系出宜興的朱泥壺卻因為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形成「大彬」、「孟臣」比比皆是的盛況，幾乎無法將一般砂壺的鑒賞準則轉移、延用，形成了考證上不易突破的「霧區」。
無怪乎，初入此道者往往迷惑于：為何在朱泥壺的世界里，孟臣、逸公、大彬的作品如此豐盛？而孟臣高壽三百尚能制壺！大彬死后照樣可以制器題銘！其實，這個特殊的「行規」已綿延三百余年，早就成為朱泥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了!所以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看，誠如奧玄寶所言：「然壺本玩具也，玩具之可愛在趣不在理……擇其善者皆取之……知理知趣是為上策。」準此，則朱泥小壺能考之有據者，是謂理趣兼得；若未能如愿者，也不妨好好欣賞其逸趣之所在。其實，透過各類資料的整合，我們還是可以大略掌握明清朱泥壺的脈絡，這位紅姑娘尚不致于「不可理喻」，反而應是「理趣兼具」的。
更何況，朱泥壺的署款文化是傳之有年的習俗與行規，此與古今作偽謀利者所涉之「道德」問題，在動機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
當朱泥壺遇見工夫茶
要認識朱泥壺的署款文化，首先要了解她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就明清兩代紫砂壺的分布情形來看，紫砂壺(當然亦包含若干的朱泥及各色砂壺)較集中于南京、上海、蘇杭等江南人文薈萃之處，且多為傳世品。雖在歷來戰亂折損甚多，但因從業陶人較多，數量相對亦多。朱泥小壺則多見于閩南及廣東潮汕沿海，由于傳世的明清朱泥壺多已毀于戰亂與文革時期，（少部份晚清制器近年陸續由海外回流），但因閩南地區向有物器陪葬之俗，部份老壺在地底下幸免于戰禍，所以目前朱泥古壺多以出土器比例較高。但近十年來因建設開發及非法盜墓頻仍，迄今出土器已日漸稀少，且質量俱衰，或多破損，高檔朱泥壺已可遇不可求。為了探索個中玄妙，筆者曾往訪閩南工夫茶區實地了解，并與第一線的文物販子接觸，發現朱泥古壺出土的兩種主要途徑：一是開路建基出土，二是盜墓所獲。前者通常并無相關紀年資料(有些是文革動蕩期間埋入地底)；后者因其非法性，更無法提供如墓志等考據資料。遺憾的是，隨著出土器的日漸稀少（事實上，許多地區的墓葬早已十室九空），藉由墓志紀年來考證文物的「學術派」正統作法，只怕希望漸微。
朱泥壺產于宜興，制于宜興，殆無疑問，但在歷史的冥冥安排中，她有點像是王昭君，先后被派去歐洲、日本、南洋等地進行文化輸出。既要踏出國門，遠嫁異域，那東南沿海的港口如廈門、汕頭自是必經之路。這條始于明末，從江蘇宜興、上海到福建、廣東沿海的「紅陶之路」幾經興衰，也造就了宜興朱泥壺與閩南茶文化結下不解之緣的遠因。工夫茶區之所以特別崇宜興所產朱泥小壺，除了她的殷紅胎色象征吉祥喜氣，也因朱泥不宜獨制大器，恰恰符合工夫茶壺「宜小不宜大」的概念。這同時說明了為何紫泥、黃泥、段泥壺相對較少在工夫茶區出現的原因。
在茶文化中，東南沿海盛行的「工夫茶」堪稱中國最古老的茶道之一。工夫茶的發源地在潮州，據史載，早在北宋時期，潮人便以能飲且善于飲茶之道著稱。就像宜興紫砂壺的濫觴一樣，明太祖下詔廢除龍團鳳餅茶，無異就像解除了砂壺與散茶的戒嚴令般，直接刺激了茶的平民化與相關產業、器具的蓬勃發展。明萬歷時期，一方面紫砂壺的聲名已遠播宇內，另方面工夫茶俗已風靡閩南、廣東等沿海地區，這兩股茶與壺的風潮隨著商賈、官吏的遷移，陸續在東南沿海融匯，相激相蕩，并且迅速取代瓷壺、茶盞，以「世間茶具稱為首」之姿，與工夫茶俗緊密結合。
1987年，考古學家在盛出朱泥壺的福建漳浦縣盤陀鄉廟埔，發掘出明萬歷38年入葬的明戶部尚書盧維禎夫婦合葬墓，其中有一件「大彬」款紫砂壺(此壺經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等學者斷為大彬真跡，現藏福建博物館)。此壺蓋沿已見磨損，顯系入葬前已被使用一段時日。壺高ll公分，約為今人所謂之中壺，比入清以后日趨小巧的水平小壺為大。此一發現的部份意義為：一、對照宜壺的形制演變，此壺正是大彬制壺由大趨小的部份歷程。二、紫砂壺在濫觴不久后的萬歷年間便已走入閩南。三、紫砂壺初入閩南是由貴族為媒介，且屬上層社會的奢侈品，非尋常人家可用。
經歷近千年的發展，飲茶活動在清代早已是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重要休閑項目，尤其是在閩南的工夫茶區，茶更具備不可或缺的社交功能。有趣的是，迥異于紫砂文人壺將詩文題于壺身的作法，朱泥壺因壺身較小，不宜題作，遂將此風轉移至壺底，例如逸公款梨式壺刻有「談笑有鴻儒」，（此語出自唐劉禹錫《陋室銘》，下句為「往來無白丁」。）朱泥掇球壺底刻「明月三人太白杯」，（典出詩仙李白的「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只不過現下是以茶代酒，取其詩意也。）此外如「香引玉人來」、「高朋滿座」、「知君于此景」、「詩人作伴、文士同居」等句，皆是反映著以茶會友的社交心態；當然也印證了朱泥壺緣自宜興紫砂文化的血緣關系。
既是友人相聚，免不了要在茶余飯后，對茶壺品頭論足一番，因而發展出對宜興茶具的主流評價與使用心得。如李漁《雜記》︰「凡制砂壺，其嘴務直，購者亦然。一曲便可休，再曲則稱棄物矣。」《陽羨茗壺系》︰「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盎不宜砥。」這些主流價值深深左右著宜興陶人的制壺觀念，影響深遠。據史載，明末紫砂壺的容量由大趨小已是一種共識，如李茂林、李仲芳父子、陳子畦、沉君用等，無不是親自實踐者，這種與茶文化的互動是全面且實際的。尤其華南素有飲用濃茶之風，勢必從實用的角度，對宜壺由大趨小的運動產生影響。入清以后，工夫茶更是要求「壺小如香櫞」(袁枚《隨園食單?武夷茶》)、「壺之采用，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翁輝東《潮州茶經》)。以現代行銷理論觀之，這正是受「消費者導向」影響的必然結果。
達官顯貴對紫砂器的熱衷追求
至于在工夫茶區，紫泥壺與朱泥壺這兩支系出同源的佳器，彼此之間的競逐又是如何？從閩南一地歷來出土的田野經驗看來：自明萬歷起至清初應是以紫泥壺為主力，至清中期漸漸淡出；而朱泥壺則自清初漸增，過清中期以后達到全盛，并延續到二十世紀初。兩者交叉重疊區隱約出現在清初至清中時期。就容量上的比較，兩者皆大致吻合：清初大于清中，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遞小趨勢。
在明清朱泥壺出土檔案中，最具代表的首推「陳鳴遠朱泥壺」的出土。1990年夏天，福建省漳浦縣，離大彬壺出土處不遠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盜掘。此墓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藍國威墓。（藍氏為康熙60年貢生，歿于干隆年間。）在當地公安的追查下，盜墓者交出所獲文物，其中最具研究價值的首推底刻「丙午仲夏，鳴遠仿古」的朱泥壺(此壺亦經南博考古學家斷為鳴遠真跡標準器)，此外尚有「若深珍藏」款青花小瓷杯四件，及錫罐一個，里面裝有題名「素心」的茶葉若干。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最講究的精品，不但說明了墓主飲茶的嗜好與品味，更具體記錄了雍干時期的茶俗風尚。特別值得探究的是：此壺所落的「鳴」、「遠」兩枚陽文篆字小章，采用上圓下方的印章格式，這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數件干隆皇帝御詩茶具上「干」為圓章，「隆」為方章的格式相同，兩者年代相近，款式相仿。這類上圓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時期才開始出現的，同期并有「荊溪」、「邵旭茂制」等上圓下方印式。這種「右側題詩文，左側鈐圓方二章」的格例是否為陳鳴遠朱泥壺的標準格式？雖未可知，但顯然自干隆以后的歷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制作出如「時」「大彬」、「惠」「孟臣」等款識的朱泥壺。
無疑地，達官顯貴對紫砂器的追求與喜好，是宜興壺跨進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福建博物館王文徑館長在《閩南出土紫砂壺側記》一文中，寫道：「從明代嘉靖年間到清初(閩南地區)曾出現過一個特殊的繁榮時期……僅漳浦一縣，從嘉靖至崇禎年間就有一百廿幾人『進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現了三百多個五品以上的武將…」。就社會文化層面來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趨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間品茗玩物之風甚熾，越是上層階級的人，對茶器越為講究，「名人配名壺」，就像今日名流顯要追求的名車名表般，已然成為社會地位、聲望品味的表征。況且以東南沿海對工夫茶藝的講究程度，世間茶具之首的紫砂壺自是達官貴人的必備門面。
吳梅鼎《陽羨茗壺賦》：「一瓷罌耳，價埒金玉，不幾異乎，顧其壺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盡。」這種追求名壺名作的現象亦可由前述兩大名壺的出土檔案印證：大彬、鳴遠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宮中艷說大彬壺，海外競求鳴遠碟」的美譽，既用「艷說」、「競求」來形容，可見此器絕非人人可得，盧維禎與藍國威兩人想必也引此自豪。總之，此兩大名壺的出土，除了對時大彬、陳鳴遠的研究大有裨益外，還應對「此兩壺俱出土于朱泥壺最盛出的漳浦」背后所蘊含的意義，進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證。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興訂壺，作為往還交際之用，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潘壺」。據《陽羨砂壺圖考》記載，潘仕成字德畬，為清道光廣東番禺人。先世以鹽賈起家，累官至兩廣鹽運使。由于潘氏家傳素嗜飲茶，便在宜興訂制專屬砂壺，一則自用，一則往還饋贈。潘氏訂制的砂壺形制固定，且慣于將印款落于蓋沿之上，壺底及他處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為陽文篆字「潘」印。由于潘氏聲名遠播，世人乃將此一形制稱為「潘壺」。
品茶三要 壺必孟臣
所謂「上行下效」，上層社會對茶具的講究若此，自然帶動中下階層的起而效尤。大彬、鳴遠壺是可望不可及的，于是宜興所產的「紫砂壺」便成了基本的要求。昔時，閩南、潮汕的「茶博士」一般要求工夫茶具必備四寶：「供春、孟臣沖罐、若深甌(小而薄的白瓷杯)、玉書碾(燒水陶壺)、潮汕烘爐」，其中紫砂壺名列「工夫四寶」之首。清人俞蛟《夢廠雜著?潮嘉風月》：「壺出宜興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蝶階外史》：「壺皆宜興砂質，龔春、時大彬，不一式。」臺灣史志學家連橫《茗談》：「臺人品茶，與漳、泉、潮相同……。茗必武夷，壺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以豪，且不足待客。」可見其時風尚之一般。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有進一步的形容：「閩中盛行工夫茶，粵東亦有之，蓋閩之汀漳泉、粵之潮，凡四府也。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精。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為之。壺出宜興者為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杯小而盤如滿月，有以長方瓷盤置一壺四盞者。且有壺小如拳，盞小如胡桃者……，壺盤與盞舊而佳者。」
由于宜興與閩南距離不近，相對價格亦高，所以并非人人都能求而得之，連宜興所產紫砂茶罐亦水漲船高。清人郭柏蒼《閩產異錄》載：「泉漳試工夫茶者，多依陸樹聲茶譜烹論，其貯茶之小缸以極小之宜興(所產)為上……今亦難得。」允為一證。
我們無法明確地界定朱泥壺特殊的署款文化是起自何時，但正如王文徑館長所云：「在閩南人的意識中，孟臣即紫砂壺的別稱，無論是時大彬款、陳鳴遠款的壺，都一概以『孟臣壺』稱之……他(孟臣)占領了閩南的茶室，幾乎是淹沒了前者和后來者的名字。」一統天下的「孟臣」的確為后人玩賞朱泥古壺時，帶來相當程度的困擾。《陽羨砂壺圖考》﹕「孟臣制品，渾樸精巧，無不俱備；逸公則長于工巧，而渾樸不逮。」孟臣因其名聲大，為后世陶人藉名，成為宜興朱泥小壺的主要代名詞，有趣的是，惠孟臣、惠逸公、張君德、陸思亭諸家俱為清季擅制朱泥器的好手，而張君德、陸思亭則成為特定壺式的代名詞，君德壺式廣腹穩重，思亭壺式俊秀高雅，各自留名于朱泥陶史。閩南俗諺：「一無名，二思亭，三孟臣，四逸公」。其中無名指的是「供春」（亦謂無款多佳器）；思亭排名優于孟臣，有可能是思亭壺式俊挺，佇立茶船之中，有若蟜龍昂首，氣韻出眾。
清《龍溪縣志》記載了當時人們「講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則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壯之爐，扇必以管溪之蒲，盛必以長竹之筐。」又，清道光年間周凱撰《廈門志》：「閩南人品茶習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壺必曰孟公壺，杯必曰若深杯。」從本文先后所引用的幾段對工夫茶俗的描述史料中，不約而同地，對壺具不呼其名，不稱紫砂壺，不稱宜興壺，而徑以「孟臣沖罐」、「大彬之罐」等瓜代。這微妙地透露出閩南人對紫砂名壺的投射心態：既然名家真跡不可得，姑且以之為名，聊可收心理補償作用。
時至今日，當地人稱朱泥壺為「砂罐」或「沖罐」(也許是緣于工夫茶流程中的高沖、淋頂動作)，稱潮汕以手拉坯仿制的汕頭壺為「土罐」或「刷罐」(閩南音，形容汕壺上的化妝土釉特征)。砂罐是得之不易的外來「名產」，土罐是本地自產的「土貨」，加上泥料、做工精粗有別，所以壺價貴賤，每逾十數倍；正是這種「市場導向」的作用，它絕對性地左右了當時宜興朱泥陶人，甚至是潮汕拉坯匠師的署款方式。事實上「名牌投射」的心態古今皆然，例如在臺灣，慣稱洗碗精為「沙拉脫」，而不管實際上用的是什么熊、什么鴿。實則「沙拉脫」是當年洗碗精市場的先發品牌名稱，大家相沿成習，久而久之便成了洗碗精的代名詞了。又如臺灣至少有超過十余種、四千家廿四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可是人們常是「一以貫之」地通稱為「7-11」。明白了這個道理，相信有助于對明清朱泥壺的署款文化釋然以對。
結語
自來有謂「無款多佳器」，相較于大彬、鳴遠的顯赫聲名，與贗鼎充斥，無款壺反而顯得瀟灑自在，了無罣礙。日人奧玄寶所著《茗壺圖錄》：「壺或有無款而優于無款者，然無款而良者，不及有款而良者。近人往往愛無款者，無他，慮有款之真偽難辨也！」一語道盡古壺玩賞之兩難處。其實，朱泥壺雖有名款，但太多的「大彬」、「孟臣」反而等同于無款了。誠所謂：有款求其真，無款求其善也。
一杯茶好喝，是因為茶好人好，不是因為包裝上寫著「頭等獎」；
一杯茶不好喝，不論什么原因，也不會因為上頭寫著「特等獎」而應該好喝。
就用途而言：紫泥是宜興茶具的主流派，蘊于甲泥之中，又稱「巖中巖」，其胎骨堅致，可獨自成大器；朱泥則屬非主流派，深藏于泥礦底層，礦形瑣碎，需經手工挑揀，古謂「未觸風日之石骨」，不利獨自成陶，通常用作器表化妝土。
就色澤而言：紫泥色相沉郁穩重，莊嚴凝練，宛如玄鐵重刀；朱泥色澤紅艷活潑，嬌妍多姿，猶如柳葉軟劍。
就泥性而言：紫泥成型較易，坯體燒成率較高，窯溫寬容度亦大；朱泥成型工藝難度較高，成品率約僅七成，泥性甚嬌甚挑。
就觸感而言：紫泥胎身氣孔結構較疏松，器表觸感較明顯；朱泥顆粒細膩，器表透明度佳，觸感平滑。
就聲音而言：彈指扣之，紫泥音頻較沉郁，共振性稍低，彷若男音；朱泥音頻相對較高，共振性佳，猶似女聲。
就式度而言：紫砂器形貌多變，或方或圓，或光或花，體多大方，容量較大；朱泥器形制較少，多為光素幾何形，造形趨于纖秀，容量較小。
就地域而言：紫泥素為江南主流，一脈傳承五百年，不絕如縷，近代更于港臺匯成波瀾；朱泥雖根柢深植宜興，但個性活躍，每于域外帶動風潮，如十七世紀中葉起，外銷歐洲的「紅色瓷器」（見圖）。再如清同治以后，轟動東瀛茶陶兩界的「朱泥燒」；以及從明末至民初，在閩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帶，所掀起的「水平壺」紅色風潮。更值得注意的是，朱泥器所鼓動的紅色流行風，每每引起歐洲、日本、潮汕、臺灣陶人以各種方式加以臨摹仿制，進而啟發了當地的壺藝、茶風。 明清朱泥壺考證的霧區
二十世紀末葉，宜興紫砂茶具在港臺備受青睞，不論紫泥、朱泥、綠泥、段泥，俱成為茶客壺人的府藏珍愛。與此同時，對紫砂陶器的研究亦受到重視，成為顯學。在研究探討的過程中，當代作品一辨真偽，二評工藝成就，三論典藏價值，基本上問題不大。明清紫砂器則因歷來作偽高手多，真贗之判較具挑戰性，然紫砂陶史不過五百年，雖史料有限，卻也不致考據無門。加上紫砂器的署款文化是歷代工藝美術作品中較為罕見的，這種傳承相當程度地深化了紫砂器的人文底蘊，更增添了后人的收藏樂趣，許多明清紫砂器的真偽鑒別，也往往是依附著器身款識而開啟。反倒是明清朱泥壺的考證，面臨了微妙的態勢，以今日收藏家們的眼力與經驗法則，對朱泥古壺的斷代辨偽，大體已能形成共識，爭議有限，然而對朱泥陶人們的考證，卻不易找到著力點。因為同樣系出宜興的朱泥壺卻因為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形成「大彬」、「孟臣」比比皆是的盛況，幾乎無法將一般砂壺的鑒賞準則轉移、延用，形成了考證上不易突破的「霧區」。
無怪乎，初入此道者往往迷惑于：為何在朱泥壺的世界里，孟臣、逸公、大彬的作品如此豐盛？而孟臣高壽三百尚能制壺！大彬死后照樣可以制器題銘！其實，這個特殊的「行規」已綿延三百余年，早就成為朱泥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了!所以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看，誠如奧玄寶所言：「然壺本玩具也，玩具之可愛在趣不在理……擇其善者皆取之……知理知趣是為上策。」準此，則朱泥小壺能考之有據者，是謂理趣兼得；若未能如愿者，也不妨好好欣賞其逸趣之所在。其實，透過各類資料的整合，我們還是可以大略掌握明清朱泥壺的脈絡，這位紅姑娘尚不致于「不可理喻」，反而應是「理趣兼具」的。
更何況，朱泥壺的署款文化是傳之有年的習俗與行規，此與古今作偽謀利者所涉之「道德」問題，在動機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
當朱泥壺遇見工夫茶
要認識朱泥壺的署款文化，首先要了解她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就明清兩代紫砂壺的分布情形來看，紫砂壺(當然亦包含若干的朱泥及各色砂壺)較集中于南京、上海、蘇杭等江南人文薈萃之處，且多為傳世品。雖在歷來戰亂折損甚多，但因從業陶人較多，數量相對亦多。朱泥小壺則多見于閩南及廣東潮汕沿海，由于傳世的明清朱泥壺多已毀于戰亂與文革時期，（少部份晚清制器近年陸續由海外回流），但因閩南地區向有物器陪葬之俗，部份老壺在地底下幸免于戰禍，所以目前朱泥古壺多以出土器比例較高。但近十年來因建設開發及非法盜墓頻仍，迄今出土器已日漸稀少，且質量俱衰，或多破損，高檔朱泥壺已可遇不可求。為了探索個中玄妙，筆者曾往訪閩南工夫茶區實地了解，并與第一線的文物販子接觸，發現朱泥古壺出土的兩種主要途徑：一是開路建基出土，二是盜墓所獲。前者通常并無相關紀年資料(有些是文革動蕩期間埋入地底)；后者因其非法性，更無法提供如墓志等考據資料。遺憾的是，隨著出土器的日漸稀少（事實上，許多地區的墓葬早已十室九空），藉由墓志紀年來考證文物的「學術派」正統作法，只怕希望漸微。
朱泥壺產于宜興，制于宜興，殆無疑問，但在歷史的冥冥安排中，她有點像是王昭君，先后被派去歐洲、日本、南洋等地進行文化輸出。既要踏出國門，遠嫁異域，那東南沿海的港口如廈門、汕頭自是必經之路。這條始于明末，從江蘇宜興、上海到福建、廣東沿海的「紅陶之路」幾經興衰，也造就了宜興朱泥壺與閩南茶文化結下不解之緣的遠因。工夫茶區之所以特別崇宜興所產朱泥小壺，除了她的殷紅胎色象征吉祥喜氣，也因朱泥不宜獨制大器，恰恰符合工夫茶壺「宜小不宜大」的概念。這同時說明了為何紫泥、黃泥、段泥壺相對較少在工夫茶區出現的原因。
在茶文化中，東南沿海盛行的「工夫茶」堪稱中國最古老的茶道之一。工夫茶的發源地在潮州，據史載，早在北宋時期，潮人便以能飲且善于飲茶之道著稱。就像宜興紫砂壺的濫觴一樣，明太祖下詔廢除龍團鳳餅茶，無異就像解除了砂壺與散茶的戒嚴令般，直接刺激了茶的平民化與相關產業、器具的蓬勃發展。明萬歷時期，一方面紫砂壺的聲名已遠播宇內，另方面工夫茶俗已風靡閩南、廣東等沿海地區，這兩股茶與壺的風潮隨著商賈、官吏的遷移，陸續在東南沿海融匯，相激相蕩，并且迅速取代瓷壺、茶盞，以「世間茶具稱為首」之姿，與工夫茶俗緊密結合。
1987年，考古學家在盛出朱泥壺的福建漳浦縣盤陀鄉廟埔，發掘出明萬歷38年入葬的明戶部尚書盧維禎夫婦合葬墓，其中有一件「大彬」款紫砂壺(此壺經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等學者斷為大彬真跡，現藏福建博物館)。此壺蓋沿已見磨損，顯系入葬前已被使用一段時日。壺高ll公分，約為今人所謂之中壺，比入清以后日趨小巧的水平小壺為大。此一發現的部份意義為：一、對照宜壺的形制演變，此壺正是大彬制壺由大趨小的部份歷程。二、紫砂壺在濫觴不久后的萬歷年間便已走入閩南。三、紫砂壺初入閩南是由貴族為媒介，且屬上層社會的奢侈品，非尋常人家可用。
經歷近千年的發展，飲茶活動在清代早已是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重要休閑項目，尤其是在閩南的工夫茶區，茶更具備不可或缺的社交功能。有趣的是，迥異于紫砂文人壺將詩文題于壺身的作法，朱泥壺因壺身較小，不宜題作，遂將此風轉移至壺底，例如逸公款梨式壺刻有「談笑有鴻儒」，（此語出自唐劉禹錫《陋室銘》，下句為「往來無白丁」。）朱泥掇球壺底刻「明月三人太白杯」，（典出詩仙李白的「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只不過現下是以茶代酒，取其詩意也。）此外如「香引玉人來」、「高朋滿座」、「知君于此景」、「詩人作伴、文士同居」等句，皆是反映著以茶會友的社交心態；當然也印證了朱泥壺緣自宜興紫砂文化的血緣關系。
既是友人相聚，免不了要在茶余飯后，對茶壺品頭論足一番，因而發展出對宜興茶具的主流評價與使用心得。如李漁《雜記》︰「凡制砂壺，其嘴務直，購者亦然。一曲便可休，再曲則稱棄物矣。」《陽羨茗壺系》︰「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盎不宜砥。」這些主流價值深深左右著宜興陶人的制壺觀念，影響深遠。據史載，明末紫砂壺的容量由大趨小已是一種共識，如李茂林、李仲芳父子、陳子畦、沉君用等，無不是親自實踐者，這種與茶文化的互動是全面且實際的。尤其華南素有飲用濃茶之風，勢必從實用的角度，對宜壺由大趨小的運動產生影響。入清以后，工夫茶更是要求「壺小如香櫞」(袁枚《隨園食單?武夷茶》)、「壺之采用，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翁輝東《潮州茶經》)。以現代行銷理論觀之，這正是受「消費者導向」影響的必然結果。
達官顯貴對紫砂器的熱衷追求
至于在工夫茶區，紫泥壺與朱泥壺這兩支系出同源的佳器，彼此之間的競逐又是如何？從閩南一地歷來出土的田野經驗看來：自明萬歷起至清初應是以紫泥壺為主力，至清中期漸漸淡出；而朱泥壺則自清初漸增，過清中期以后達到全盛，并延續到二十世紀初。兩者交叉重疊區隱約出現在清初至清中時期。就容量上的比較，兩者皆大致吻合：清初大于清中，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遞小趨勢。
在明清朱泥壺出土檔案中，最具代表的首推「陳鳴遠朱泥壺」的出土。1990年夏天，福建省漳浦縣，離大彬壺出土處不遠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盜掘。此墓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藍國威墓。（藍氏為康熙60年貢生，歿于干隆年間。）在當地公安的追查下，盜墓者交出所獲文物，其中最具研究價值的首推底刻「丙午仲夏，鳴遠仿古」的朱泥壺(此壺亦經南博考古學家斷為鳴遠真跡標準器)，此外尚有「若深珍藏」款青花小瓷杯四件，及錫罐一個，里面裝有題名「素心」的茶葉若干。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最講究的精品，不但說明了墓主飲茶的嗜好與品味，更具體記錄了雍干時期的茶俗風尚。特別值得探究的是：此壺所落的「鳴」、「遠」兩枚陽文篆字小章，采用上圓下方的印章格式，這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數件干隆皇帝御詩茶具上「干」為圓章，「隆」為方章的格式相同，兩者年代相近，款式相仿。這類上圓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時期才開始出現的，同期并有「荊溪」、「邵旭茂制」等上圓下方印式。這種「右側題詩文，左側鈐圓方二章」的格例是否為陳鳴遠朱泥壺的標準格式？雖未可知，但顯然自干隆以后的歷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制作出如「時」「大彬」、「惠」「孟臣」等款識的朱泥壺。
無疑地，達官顯貴對紫砂器的追求與喜好，是宜興壺跨進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福建博物館王文徑館長在《閩南出土紫砂壺側記》一文中，寫道：「從明代嘉靖年間到清初(閩南地區)曾出現過一個特殊的繁榮時期……僅漳浦一縣，從嘉靖至崇禎年間就有一百廿幾人『進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現了三百多個五品以上的武將…」。就社會文化層面來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趨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間品茗玩物之風甚熾，越是上層階級的人，對茶器越為講究，「名人配名壺」，就像今日名流顯要追求的名車名表般，已然成為社會地位、聲望品味的表征。況且以東南沿海對工夫茶藝的講究程度，世間茶具之首的紫砂壺自是達官貴人的必備門面。
吳梅鼎《陽羨茗壺賦》：「一瓷罌耳，價埒金玉，不幾異乎，顧其壺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盡。」這種追求名壺名作的現象亦可由前述兩大名壺的出土檔案印證：大彬、鳴遠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宮中艷說大彬壺，海外競求鳴遠碟」的美譽，既用「艷說」、「競求」來形容，可見此器絕非人人可得，盧維禎與藍國威兩人想必也引此自豪。總之，此兩大名壺的出土，除了對時大彬、陳鳴遠的研究大有裨益外，還應對「此兩壺俱出土于朱泥壺最盛出的漳浦」背后所蘊含的意義，進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證。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興訂壺，作為往還交際之用，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潘壺」。據《陽羨砂壺圖考》記載，潘仕成字德畬，為清道光廣東番禺人。先世以鹽賈起家，累官至兩廣鹽運使。由于潘氏家傳素嗜飲茶，便在宜興訂制專屬砂壺，一則自用，一則往還饋贈。潘氏訂制的砂壺形制固定，且慣于將印款落于蓋沿之上，壺底及他處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為陽文篆字「潘」印。由于潘氏聲名遠播，世人乃將此一形制稱為「潘壺」。
品茶三要 壺必孟臣
所謂「上行下效」，上層社會對茶具的講究若此，自然帶動中下階層的起而效尤。大彬、鳴遠壺是可望不可及的，于是宜興所產的「紫砂壺」便成了基本的要求。昔時，閩南、潮汕的「茶博士」一般要求工夫茶具必備四寶：「供春、孟臣沖罐、若深甌(小而薄的白瓷杯)、玉書碾(燒水陶壺)、潮汕烘爐」，其中紫砂壺名列「工夫四寶」之首。清人俞蛟《夢廠雜著?潮嘉風月》：「壺出宜興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蝶階外史》：「壺皆宜興砂質，龔春、時大彬，不一式。」臺灣史志學家連橫《茗談》：「臺人品茶，與漳、泉、潮相同……。茗必武夷，壺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以豪，且不足待客。」可見其時風尚之一般。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有進一步的形容：「閩中盛行工夫茶，粵東亦有之，蓋閩之汀漳泉、粵之潮，凡四府也。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精。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為之。壺出宜興者為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杯小而盤如滿月，有以長方瓷盤置一壺四盞者。且有壺小如拳，盞小如胡桃者……，壺盤與盞舊而佳者。」
由于宜興與閩南距離不近，相對價格亦高，所以并非人人都能求而得之，連宜興所產紫砂茶罐亦水漲船高。清人郭柏蒼《閩產異錄》載：「泉漳試工夫茶者，多依陸樹聲茶譜烹論，其貯茶之小缸以極小之宜興(所產)為上……今亦難得。」允為一證。
我們無法明確地界定朱泥壺特殊的署款文化是起自何時，但正如王文徑館長所云：「在閩南人的意識中，孟臣即紫砂壺的別稱，無論是時大彬款、陳鳴遠款的壺，都一概以『孟臣壺』稱之……他(孟臣)占領了閩南的茶室，幾乎是淹沒了前者和后來者的名字。」一統天下的「孟臣」的確為后人玩賞朱泥古壺時，帶來相當程度的困擾。《陽羨砂壺圖考》﹕「孟臣制品，渾樸精巧，無不俱備；逸公則長于工巧，而渾樸不逮。」孟臣因其名聲大，為后世陶人藉名，成為宜興朱泥小壺的主要代名詞，有趣的是，惠孟臣、惠逸公、張君德、陸思亭諸家俱為清季擅制朱泥器的好手，而張君德、陸思亭則成為特定壺式的代名詞，君德壺式廣腹穩重，思亭壺式俊秀高雅，各自留名于朱泥陶史。閩南俗諺：「一無名，二思亭，三孟臣，四逸公」。其中無名指的是「供春」（亦謂無款多佳器）；思亭排名優于孟臣，有可能是思亭壺式俊挺，佇立茶船之中，有若蟜龍昂首，氣韻出眾。
清《龍溪縣志》記載了當時人們「講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則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壯之爐，扇必以管溪之蒲，盛必以長竹之筐。」又，清道光年間周凱撰《廈門志》：「閩南人品茶習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壺必曰孟公壺，杯必曰若深杯。」從本文先后所引用的幾段對工夫茶俗的描述史料中，不約而同地，對壺具不呼其名，不稱紫砂壺，不稱宜興壺，而徑以「孟臣沖罐」、「大彬之罐」等瓜代。這微妙地透露出閩南人對紫砂名壺的投射心態：既然名家真跡不可得，姑且以之為名，聊可收心理補償作用。
時至今日，當地人稱朱泥壺為「砂罐」或「沖罐」(也許是緣于工夫茶流程中的高沖、淋頂動作)，稱潮汕以手拉坯仿制的汕頭壺為「土罐」或「刷罐」(閩南音，形容汕壺上的化妝土釉特征)。砂罐是得之不易的外來「名產」，土罐是本地自產的「土貨」，加上泥料、做工精粗有別，所以壺價貴賤，每逾十數倍；正是這種「市場導向」的作用，它絕對性地左右了當時宜興朱泥陶人，甚至是潮汕拉坯匠師的署款方式。事實上「名牌投射」的心態古今皆然，例如在臺灣，慣稱洗碗精為「沙拉脫」，而不管實際上用的是什么熊、什么鴿。實則「沙拉脫」是當年洗碗精市場的先發品牌名稱，大家相沿成習，久而久之便成了洗碗精的代名詞了。又如臺灣至少有超過十余種、四千家廿四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可是人們常是「一以貫之」地通稱為「7-11」。明白了這個道理，相信有助于對明清朱泥壺的署款文化釋然以對。
結語
自來有謂「無款多佳器」，相較于大彬、鳴遠的顯赫聲名，與贗鼎充斥，無款壺反而顯得瀟灑自在，了無罣礙。日人奧玄寶所著《茗壺圖錄》：「壺或有無款而優于無款者，然無款而良者，不及有款而良者。近人往往愛無款者，無他，慮有款之真偽難辨也！」一語道盡古壺玩賞之兩難處。其實，朱泥壺雖有名款，但太多的「大彬」、「孟臣」反而等同于無款了。誠所謂：有款求其真，無款求其善也。
一杯茶好喝，是因為茶好人好，不是因為包裝上寫著「頭等獎」；
一杯茶不好喝，不論什么原因，也不會因為上頭寫著「特等獎」而應該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