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茶之起源
發布時間：2024-07-20 點擊：71
關于茶的起源問題，一直被蒙上神秘色彩。將茶道奉作“國粹”的日本認為茶乃佛祖釋伽牟尼所“發明”，與此異曲同工的神農發明茶之說在我國廣泛流傳，迄今對此深信不疑者仍大有人在。正是這種虛妄的茶起源說使海內外的學者產生了困惑，也為多起源說起了推波助瀾的負面作用。因此探索茶之為飲起源于何時何地，就成為茶史研究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重要問題。
神農發明茶之說，究竟由誰提出，今已難確考，但最先將此說形之于文字，并加以闡述者首推陸羽。他在《茶經·六之飲》中指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在同書《七之事》中又提出“三皇炎帝神農氏”為茶祖的觀點，又引相傳為神農所撰的《神農食經》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以證其說。其實神農、三皇、炎帝皆是先秦至秦漢間言人人殊的人們“想象中的人物”。其發明農業、醫藥等傳說，不過是人神合一的蒙昧時代的象征。陸羽提出神農發明茶之說后，即遭到唐宋時人的痛斥。如南宋著名思想家葉適在其讀書筆記中明確指出，所謂神農發明農業、商業之說，實在不過是漢代易學家的偽造（《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周易四·系辭下》）。陸羽曾被譽為茶圣、茶祖、茶仙，《茶經》更被奉為茶學百科全書，但由于其所處時代的認知局限，留下不少經不起推敲的似是而實非之論，神農發明茶之說，即為典型一例。
不妨從文獻學的角度考察一下神農發明茶之說的虛妄，這必然涉及茶學界另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即“茶從藥用進化到食用”，還是從食用進化到飲用？根據文獻考證的結果，答案應以后者為妥。關于神農嘗百草的傳說，最初的記載中，神農這一舉動只是為了解決果腹問題，然后教民耕種，發展栽培農業。這種傳說，似始見于《淮南子·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食，食蠃蠬蚘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類似記載還見于《新語·道基》，《佚周書》等也有相似的載述。但其中都未提到“茶”字，且茶也根本不會有解植物中毒和水毒之功能。《詩經》中保存了一張從西周到春秋時期人們食用各種食物的“菜單”，其中并無茶。迄今西南少數民族仍保留著食用腌茶的習俗，也許為古人食用茶的余風流韻。綜合上述情形，比較合乎情理的結論似是：所謂嘗百草，首先應是食用，在長期的食用過程中，發現某些草本或木本植物的藥理功能及療疾作用，才遴選出來作為中草藥。茶的演變過程似乎應是從食用到飲用。雖然《本草》中有茶，但按現代審評標準，與其說茶有藥用功能，不如說茶有某些保健作用更加切合實際些。
值得注意的是，《孔叢子·連叢子下》有記載稱：“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后五谷乃形。”這里神農換成了伏羲，日遇七十毒也變成了七十二毒，但仍然沒有茶。只能說明這類傳說有多種版本，會在長久的口耳相傳中變換其內容，力求其“可信”性而已，但這絲毫改變不了其虛妄性。
至于提到茶的《本草》，其經歷代傳承，由《唐本草》——《開寶本草》——《嘉祐本草》——《政和本草》一路發展完善，在距今約900年前終于有了里程碑式的定本。但從《神農本經》起至《政和本草》，均無神農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的片言只字。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條記載竟出于清人孫壁文的偽造。當代茶學泰斗吳覺農先生在其遺著《茶經述評·前言》中論定：“茶樹原產地是在我國的西南地區，而在戰國以前的歷史條件下，還不可能把西南地區的茶葉傳播到中原地區。至于《茶經》說的春秋時代晏嬰曾食用過茗已不能使人置信；則神農最先使用茶葉之說，就更難以成立了。”其說尚矣！
目前，海內外茶學界關于茶的起源時間仍眾說紛紜，分歧很大。有主張上古、西周、春秋說的，也有主張戰國、秦漢、魏晉說的。究其原因，實乃主春秋以前說者，對史料進行了曲解、臆解。可以斷言：先秦古籍中的“荼”字，均不是今之“茶”，九經無“茶”字，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易之論。文獻資料和考古成果都顯示，茶應起源于戰國或秦漢之際。但這一問題的含混不清由來已久，關鍵在于搞清楚古代文獻中“荼”字之形、音、義。最早對古文獻中的“荼”字作出比較正確釋讀的是北宋末人王觀國，他在學術名著《學林》卷四中考辨了“荼”字的五種義項，四種讀音。只有最后一種別名“槚”的苦茶，才能與今之茶劃上等號，但這乃始見于晉郭璞《爾雅注》。稍后，南宋人王楙也指出：“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荼’、《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苕荼之荼也，正萑葦之屬；唯茶槚之荼乃今之茶也。”此與王觀國之說如出一轍。
南宋著名學者魏了翁有《邛州先茶記》（刊《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四八，《四部叢刊》本）一文，他說：雖然“傳注例謂茶為‘茅莠’，為‘苦荼’”，而且蘇軾早就有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其義亦已著明”；但有人仍然把古之“茅莠”、“苦菜”之荼與茶飲之“茶”混為一談，所以他感嘆：“予雖言之，誰實信之？”這種由來已久的夾纏不清實在難以廓清辨明。清初學術大師顧炎武在《唐韻正》卷四、《日知錄》卷七中，旁征博引，集古之大成，指出荼有苦菜之荼（又可借作“荼毒”之“荼”）、茅莠之荼、蔈荂之荼、委葉之荼、虎杖之荼、槚之苦荼等七種含義，又引經據典，不厭其煩地對荼字的形、音、義進行辨析。最后得出結論：“槚之苦茶，不見于《詩》《禮》”，“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顧氏所謂“秦人取蜀”，當指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從西漢王褒《僮約》“武都買茶”、揚雄《方言》、司馬相如《凡將篇》已出現茶字分析，蜀地當為茶的發源地之一。武都，即武陽（今四川彭山東），是我國最早的茶葉集散中心。這表明隨著秦漢帝國的相繼建立，原產于西南的茶也沿長江流域向東南拓展。武陽作為西漢著名的茶葉集市和流轉中心，這一確鑿史實已充分表明：作為茶原產地之一的蜀地，已有相當長時間的飲茶史了。因此筆者認為：茶的起源應始于距今約近2500年的戰國時代。就其具體地點而言，學者又有云南、貴州、云貴高原或川西、鄂北等諸說；筆者以為：就其較大的地域范疇而論，似可概括為起源于我國西南地區。
總之，“荼”在古代文獻中是一個多義字，讀音也各不相同，有荈茗之含義的“荼”僅為其七項義符之一。從考古發現來看，上世紀以來出土的東漢茶具上已刻有“茶”字，晉、唐碑刻上亦多出現“茶”字。眾所周知，專用茶具總比茶飲略晚些問世，據陶瓷史專家頗為一致的研究成果，我國已出土的茶具可確證最早為東漢時燒造，亦可為上述戰國或秦漢茶起源說提供有力的佐證。
神農發明茶之說，究竟由誰提出，今已難確考，但最先將此說形之于文字，并加以闡述者首推陸羽。他在《茶經·六之飲》中指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在同書《七之事》中又提出“三皇炎帝神農氏”為茶祖的觀點，又引相傳為神農所撰的《神農食經》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以證其說。其實神農、三皇、炎帝皆是先秦至秦漢間言人人殊的人們“想象中的人物”。其發明農業、醫藥等傳說，不過是人神合一的蒙昧時代的象征。陸羽提出神農發明茶之說后，即遭到唐宋時人的痛斥。如南宋著名思想家葉適在其讀書筆記中明確指出，所謂神農發明農業、商業之說，實在不過是漢代易學家的偽造（《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周易四·系辭下》）。陸羽曾被譽為茶圣、茶祖、茶仙，《茶經》更被奉為茶學百科全書，但由于其所處時代的認知局限，留下不少經不起推敲的似是而實非之論，神農發明茶之說，即為典型一例。
不妨從文獻學的角度考察一下神農發明茶之說的虛妄，這必然涉及茶學界另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即“茶從藥用進化到食用”，還是從食用進化到飲用？根據文獻考證的結果，答案應以后者為妥。關于神農嘗百草的傳說，最初的記載中，神農這一舉動只是為了解決果腹問題，然后教民耕種，發展栽培農業。這種傳說，似始見于《淮南子·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食，食蠃蠬蚘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類似記載還見于《新語·道基》，《佚周書》等也有相似的載述。但其中都未提到“茶”字，且茶也根本不會有解植物中毒和水毒之功能。《詩經》中保存了一張從西周到春秋時期人們食用各種食物的“菜單”，其中并無茶。迄今西南少數民族仍保留著食用腌茶的習俗，也許為古人食用茶的余風流韻。綜合上述情形，比較合乎情理的結論似是：所謂嘗百草，首先應是食用，在長期的食用過程中，發現某些草本或木本植物的藥理功能及療疾作用，才遴選出來作為中草藥。茶的演變過程似乎應是從食用到飲用。雖然《本草》中有茶，但按現代審評標準，與其說茶有藥用功能，不如說茶有某些保健作用更加切合實際些。
值得注意的是，《孔叢子·連叢子下》有記載稱：“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后五谷乃形。”這里神農換成了伏羲，日遇七十毒也變成了七十二毒，但仍然沒有茶。只能說明這類傳說有多種版本，會在長久的口耳相傳中變換其內容，力求其“可信”性而已，但這絲毫改變不了其虛妄性。
至于提到茶的《本草》，其經歷代傳承，由《唐本草》——《開寶本草》——《嘉祐本草》——《政和本草》一路發展完善，在距今約900年前終于有了里程碑式的定本。但從《神農本經》起至《政和本草》，均無神農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的片言只字。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條記載竟出于清人孫壁文的偽造。當代茶學泰斗吳覺農先生在其遺著《茶經述評·前言》中論定：“茶樹原產地是在我國的西南地區，而在戰國以前的歷史條件下，還不可能把西南地區的茶葉傳播到中原地區。至于《茶經》說的春秋時代晏嬰曾食用過茗已不能使人置信；則神農最先使用茶葉之說，就更難以成立了。”其說尚矣！
目前，海內外茶學界關于茶的起源時間仍眾說紛紜，分歧很大。有主張上古、西周、春秋說的，也有主張戰國、秦漢、魏晉說的。究其原因，實乃主春秋以前說者，對史料進行了曲解、臆解。可以斷言：先秦古籍中的“荼”字，均不是今之“茶”，九經無“茶”字，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不易之論。文獻資料和考古成果都顯示，茶應起源于戰國或秦漢之際。但這一問題的含混不清由來已久，關鍵在于搞清楚古代文獻中“荼”字之形、音、義。最早對古文獻中的“荼”字作出比較正確釋讀的是北宋末人王觀國，他在學術名著《學林》卷四中考辨了“荼”字的五種義項，四種讀音。只有最后一種別名“槚”的苦茶，才能與今之茶劃上等號，但這乃始見于晉郭璞《爾雅注》。稍后，南宋人王楙也指出：“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荼’、《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苕荼之荼也，正萑葦之屬；唯茶槚之荼乃今之茶也。”此與王觀國之說如出一轍。
南宋著名學者魏了翁有《邛州先茶記》（刊《鶴山先生大全集》卷四八，《四部叢刊》本）一文，他說：雖然“傳注例謂茶為‘茅莠’，為‘苦荼’”，而且蘇軾早就有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其義亦已著明”；但有人仍然把古之“茅莠”、“苦菜”之荼與茶飲之“茶”混為一談，所以他感嘆：“予雖言之，誰實信之？”這種由來已久的夾纏不清實在難以廓清辨明。清初學術大師顧炎武在《唐韻正》卷四、《日知錄》卷七中，旁征博引，集古之大成，指出荼有苦菜之荼（又可借作“荼毒”之“荼”）、茅莠之荼、蔈荂之荼、委葉之荼、虎杖之荼、槚之苦荼等七種含義，又引經據典，不厭其煩地對荼字的形、音、義進行辨析。最后得出結論：“槚之苦茶，不見于《詩》《禮》”，“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顧氏所謂“秦人取蜀”，當指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從西漢王褒《僮約》“武都買茶”、揚雄《方言》、司馬相如《凡將篇》已出現茶字分析，蜀地當為茶的發源地之一。武都，即武陽（今四川彭山東），是我國最早的茶葉集散中心。這表明隨著秦漢帝國的相繼建立，原產于西南的茶也沿長江流域向東南拓展。武陽作為西漢著名的茶葉集市和流轉中心，這一確鑿史實已充分表明：作為茶原產地之一的蜀地，已有相當長時間的飲茶史了。因此筆者認為：茶的起源應始于距今約近2500年的戰國時代。就其具體地點而言，學者又有云南、貴州、云貴高原或川西、鄂北等諸說；筆者以為：就其較大的地域范疇而論，似可概括為起源于我國西南地區。
總之，“荼”在古代文獻中是一個多義字，讀音也各不相同，有荈茗之含義的“荼”僅為其七項義符之一。從考古發現來看，上世紀以來出土的東漢茶具上已刻有“茶”字，晉、唐碑刻上亦多出現“茶”字。眾所周知，專用茶具總比茶飲略晚些問世，據陶瓷史專家頗為一致的研究成果，我國已出土的茶具可確證最早為東漢時燒造，亦可為上述戰國或秦漢茶起源說提供有力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