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與武夷巖茶等三教并存
發布時間：2025-02-02 點擊：33
朱熹(1130—1200)字無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晦翁，別號紫陽，晚年自稱“茶仙”，宋代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縣)，一生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區居住前后達40余年，死后葬于福建建陽，今建陽縣黃坑鄉后壙村有朱熹之墓。
朱熹為北宋以來理學之集大成者，被尊為古代理學正宗，在哲學上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程顥、程頤)學說，建立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世稱“程朱學派”。著有《周易本義》、《楚辭集注》、《四書章句集句》、《詩集傳》等。他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后人將他視為儒學宗師。
朱點幼年喪父，早年全靠義父劉子羽撫養照料。父親朱松嗜茶成癖，雖沒有留下遺產，但卻教會了他飲茶。朱熹與茶結緣可以說是家傳。說來有趣，朱熹從他誕生之日起便與茶有緣。在他降生的第三天，行“三朝”洗兒之禮，當時家人以宋代貢茶名“月團”為他洗三朝，朱松曾無限感慨地留下一首《洗兒》詩：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疏。
有子添丁助征戎，肯令辛苦更冠儒。
學生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笑捻須。
厭賓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但后來事與愿違，朱；捉違背了父親的意愿，卻為“始小學，終大學，真源脈胳，統圣賢體用之全。”成為了一代大儒。
朱熹一生以清貧著稱于世，歷代學者以“朱子固窮”頌揚之。朱子的生活準則乃是“茶取養生，衣取蔽體，食取充饑，居止取足以障風雨，從不奢侈鋪張。”粗茶淡飯，崇尚儉樸。朱熹一次往女兒家，適女婿外出，女兒端出熱茶侍奉，朱子品著茶，感到心里舒適，時已正午，女兒端出麥飯蔥湯請父親就餐，朱子盡茶就餐，吃得津津有味。女兒覺得怠慢了父親，心中有愧。朱子在茶足飯飽后，很滿意這湯與飯，自覺非同一般，揮毫寫下：“蔥湯麥飯倆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饑，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飲時。”
朱熹晚年為躲避“慶元學案”，賦詩題匾，往往不敢簽署真名，常以“茶仙”署名落款。慶元六年(1200)三月，他病情惡化，尚堅持著述題名。他在給自己出生地南劍州的一處景點書寫“引月”付刻，便是署名“茶仙”。這遺跡尚在，且成為他一生絕筆。
朱熹與武夷茶道
武夷山是我國風景名勝山川，方圓約60里，有九曲溪、三十六峰、九十九巖、桃園洞、流香澗，最有名的是朱熹講學的紫陽書院舊址和久享盛譽的武夷巖茶了。
武夷山“奇秀甲于東南”，而且盛產茶葉。據記載，武夷山自唐代始種茶，宋時名列貢品，范仲淹曾寫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的詩句。武夷產的巖茶乃是烏龍茶的上品，武夷山由于巖石風化后園土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和有機質，所產的茶葉具有不可言喻的山巖風韻，香氣勝幽蘭，滋味鮮滑回甘，“武夷巖茶”因此名揚天下。朱熹生活在武夷山麓九曲溪畔，武夷巖茶自然是垂手可得，他一生喜飲武夷巖茶，在武夷過著“客來莫嫌茶當酒”的清淡儉樸生活。
朱熹樂于武夷山水，更精于武夷茶道，與武夷巖茶緣分深沉。他的一生有一大半是在茶鄉武夷山度過的，“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他隱居武夷山，著述立說，以茶窮理。親朋故友來訪，則人山尋勝，品茗賦詩，互相唱和，至今遺跡猶存。武夷山六曲響聲巖留有手書巖刻，記載他與蔡元定、呂祖謙、劉子翼等文人武夷漫游；在《武夷山志》里還收入他與袁樞、潘友人等品茗唱和的茶詩。
朱熹在武夷講學之余，常與同道中人、門生學子人山漫游，或設茶宴于竹林泉邊、亭榭溪畔，臨水瀹茗挾誦。九曲溪有塊巨石“茶灶石”，“磯石上平，有灶溪中流，巨石幾然，可以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凹，自然為灶，可炊以瀹茗。”朱子常在巨石上設茶宴，斗茶吟詠，以茶會友。他在《武夷精舍雜詠》中有首《茶灶》記述之，詩曰：
仙翁遺石灶，宛在水中央。
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
這種茶趣，這種意境，傾倒多少文人墨客。此詩一出，廣為流傳，一時和者甚眾。當代著名詩人如辛棄疾、袁樞、留之綱、韓元吉、項安世等紛紛唱和，大大提高了武夷巖茶的聲譽。尤以建安學者袁樞的《雜詠十首》最引人注目，詩中還描述了武夷山中道學夫子的隱喻生涯。愛國詩人楊萬里于淳熙十六年(1189)由江西筠州赴武夷山與朱熹會晤，翌年正月也寄給朱熹和作《武夷精舍十二詠》，其十一《茶灶》酬唱曰：“茶灶本笠澤，飛來摘茶園，隨在武夷山，溪心化為石。”這些詩篇對朱子隱居武夷講學授徒，著述立說，所重者茶作了形象的總結。五曲溪畔、竹林泉邊，茗飲自娛，悠閑自得，清心寡欲，飄然欲仙，茶的精神與大自然的和諧，真是個“竹林泉邊架石銚，九曲溪畔瀹茗飲”。
淳熙十年(1183)朱熹寫過一首《詠茶》詩，記錄他蟄居武夷的生活，詩云：
武夷高處是蓬萊，采取靈芽手自栽。
地辟芳菲鎮長在，谷寒蜂蝶未全來。
紅裳似欲留人醉，錦幛何妨為客開。
啜罷醒心何處所，遠山重疊翠成堆。
這首詩寫出了他在武夷的山居樂趣。他種茶采茶，以茶自娛，以茶待客，品茗吟詠。這年他在武夷山隱屏峰下構建“武夷精舍”(后名紫陽書院)，辦學講學，倡道東南，為儒家傳統繼往開來，武夷山一時學者云集，盛極一時。武夷精舍周圍置有茶圃兩處，種植茶樹百余株，朱子每于講學之余，行吟于茶叢。《朱熹的故事》一書曾記載過《朱熹遇茶姑》的美麗傳說。據《崇安縣志》記載：文公祠(武夷精舍)在五曲，清康熙時，春間置茶培于此，舊有文公手植茶一本，名曰“文公茶”，又名臭葉香茶，香逾他樹，舊為武夷名茶之一。在崇安、建陽兩縣交界處有座云谷山，朱熹41歲時曾在山上構筑草堂。取名“幽庵”，愛其幽勝。朱子于幽庵閉門著述，并在嶺北種植茶園，親手栽培，百株茶園，枝繁葉茂，平展坦蕩，取名“茶坂”。朱子常荷鋤除草、提籃采摘其間，深得耕讀之樂趣。在《茶坂》一詩中記錄他在茶園的辛勤勞動，詩曰：
攜蔬北嶺西，采擷供茗飲，
一啜夜窗寒，跏跌謝衾枕。
簇(yng)系竹制的箱籠。“跏躍”本為佛家語，意謂盤腿而坐，原指參禪，這里指的是飲茶而不思睡，故言“謝衾枕”。這一時期朱子常同友人舉行茶宴。《朱文公全集》載：朱子青年時代便戒酒，喜歡茶宴，以茶修身。他在給友人信中云：“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之酒冽，戒而絕之，似覺省事。”茶宴本是古代文人作為一種清儉的生活風尚和廉素的道德風尚，作為風氣流傳下來，宋代茶宴多見于上層社會與禪林僧侶之間。在上層社會中，文人墨客茶宴重于“情”，選擇在風景秀麗、環境宜人的場所進行。朱熹在武夷講學期間，四方學者云集，朱子常與他們相聚于茶宴間，品茗論學，賦詩填詞。宋淳熙五年(1178)，朱子赴東四涪村參加其表兄邱子野茶宴上，賦詩論茗，詩曰：
茗飲瀹甘寒，抖擻神氣增。
頓生塵慮空，豁然‘阮心目。
朱文公常在茶宴席間詠茶，有時妙語連篇。在與張敬天、林澤木等友人唱和應酬曾作詩曰：
小園茶樹數千章，走寄萌芽初得嘗。
雖無山頂煙崗潤，亦有靈源一派香。
宋代寺院“茶宴”流行，當代文人雅士常慕名參與。朱熹亦樂于此行，當時五夫開普寺住持圓悟常辦茶宴，朱子慕名經常赴宴，品茗唱和，他們結識于茶宴間，其后竟成“忘年交”。當圓悟圓寂時，朱子賦詩吊唁，詩曰：
一別人間萬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
不須更活三生石，紫翠參天十三峰。
在云谷山麓有座“休庵”封廟，住持是位茶人，喜植茶樹，朱子常往返其間談經論道、品茗吟詩，交往甚密，他曾賦詩記之，詩曰：
別嶺有休廬，林巒亦幽絕。
無事一往來，茶瓜不須投。
末句典出《詩經》：“投之以木瓜，報之以瓊瑤。”表示他與休庵住持之間意趣相投，不須互贈，只求共飲的茶趣。
在武夷山水簾洞三賢祠前有楹聯一副：“山居偏隅竹為鄰，客來莫嫌茶當酒。”表現朱熹隱居武夷時以茶待客的日常生活起居。宋代文人在款待賓客時，一改唐人的飲酒，以茶當酒。宋代流行“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的禮法。朱子這副楹聯曾留下過一則《水簾洞三賢品茗》的茶苑佳話。
朱熹一生沉迷于武夷巖茶，廣結茶緣。他在外任時曾撰寫《勸農文》，念念不忘推廣茶葉的種植栽培。朱子知漳州時年已花甲，尚在州府的百草亭園圃種植武夷巖茶，并在漳州推廣武夷茶葉，漳州一度成為武夷茶的經營市場。朱熹在回江西婺源祖籍老家掃墓，他也不忘把武夷巖茶苗帶回去，在祖居庭院植十余株，還把老屋更名為“茶院”。他把隨身帶去的武夷茶葉招待家鄉父老，廣為介紹其栽培和焙烤的方法。
武夷巖茶與儒釋道三教并存
武夷茶文化歷史悠久、底蘊厚重，它的發展與武夷山的儒、釋、道三教文化有著不解的生命情緣。
武夷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它以博大的胸襟和非凡的氣度，同時接納了儒、釋、道三大教派，形成了三教同山、三花并蒂的獨特文化構筑，展示了武夷山巨大的兼容性和厚重的生命內蘊。武夷茶文化的產生、發展和繁榮，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贏得了全面的舒展。三教飲茶論道，感悟人生，共贊武夷茶，把各自的教派宗旨融進茶道的精神，為武夷茶文化的發展注入了一泓生命的清泉，也打開了一扇精神世界的窗口。
武夷山的儒教理學鼎盛于南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當推朱熹，儒家們倡導的人生處世原則就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從某種意義上說，朱子理學這一思想體系正是源于武夷茶道的真傳。因為，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講學、著書、立說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吸納了武夷茶道所倡導的修身養性的生命理念，與理學思想形成了精神層面的高度融合與統一。無論是朱熹親手植茶的生動故事，還是朱熹吟詠武夷茶的眾多詩文，抑或是朱熹品茗論道的靈感火花及茶事逸聞，均都透出了濃濃的文化色澤，鋪展出武夷茶獨具的神奇魅力。
朱熹的《詠武夷茶》：“武夷高處是蓬萊，采取靈芽于自栽。地僻芬菲鎮長在，谷寒蜂蝶未全來。紅裳似欲留人醉，錦幛何妨為客開。咀罷醒心何處所，近山重疊翠成堆”。這是一幅何等寧靜且充滿濃郁生活氣息的采茶景象！透過這和美閑淡的畫面，我們可以看到朱熹心靈深處的淡定從容，感悟到朱熹精神世界的情感意蘊。這就是朱熹與武夷茶的一種心靈默契和情感溝通。
武夷禪茶也是武夷茶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唐代以來，武夷山的寺廟遍布山中，清越的梵音禪語與“六六三三疑道語”遙相呼應。“千萬峰中梵室開”是武夷山籍的北宋著名詞人柳永形容武夷山佛教鼎盛的詩句，形象地反映了唐宋時武夷山佛教香火旺盛、寺廟林立的景象。武夷僧人遠離塵世、歸隱山中，他們在這得天獨厚的環境中，伴著晨鐘暮鼓與繚繞的香火，把修身養性作為生命的最高境界來推崇。種茶、制茶和品茶已成為他們修行的一個重要載體，許許多多的頓悟都是在這茶事活動和品茗意蘊中獲取靈魂的啟迪。武夷山的名僧翁藻光對武夷茶也是情有獨鐘，曾寫下許多贊美和感悟武夷茶的著名詩文。“扣冰沐浴，以冰烹茗”幾乎成了他人生的經典故事。他在荊棘荒蠻中坐禪靜悟“吃茶去”的佛理，最終獲取了“茶禪一味”的真諦。在武夷佛教的歷史上，幾乎沒有不與武夷茶結緣的寺廟，寺廟周遭的茶園幾乎與寺廟一樣悠久。這根源就在于武夷佛教所推崇的宗旨，與武夷茶的“蘊和寓靜”的稟性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許多僧人就是通過品飲武夷茶，才悟出生命的真諦和世間萬象的玄機，最終修成正果，實現生命意蘊的飛躍。
武夷山道教與武夷茶也有著割舍不斷的生命情緣。武夷山的道教可追溯到漢武帝封禪武夷君這一歷史時期，以“清心寡欲為修道之本，以為一念無生即自由，心頭無物即仙佛”為修身宗旨，推崇的是天人合一、羽化成仙的生命理念。其所蘊含和營造的恬淡靜美的高遠意境，正好吻合了武夷道教所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靜美的思想意念，那“心靜則神安，神安則百病不生”的修道意念，正是從品飲武夷茶的意境中派生而出的。
武夷山道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白玉蟾。他在武夷山大王峰麓的止止庵修行多年，留下大量的詩文著作。其中不少是描寫贊美武夷茶的。他把對武夷茶的理解和感悟，深深地溶進了自己的血脈里，便融會貫通地嫁接到道教的教義中去，形成了自己獨具的生命悟性。
武夷山三大教派能夠友好相處、共求發展，形成三花并蒂的繁榮局面，其一要歸功于這座千古文化名山的博大胸襟，其二要得益于武夷茶的鏈接。因為武夷茶“蘊和寓靜”的稟性，與三教文化所推崇的宗旨完全達成心靈的共鳴，三大教派正是通過品飲武夷茶，讓靈魂在博大的意境中得以清洗過濾，最終贏得生命的升華。所以說正是三大教派的鼎力推崇和贊美，武夷茶的發展才有了文化的底蘊，才有了生命的光芒。
朱熹為北宋以來理學之集大成者，被尊為古代理學正宗，在哲學上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程顥、程頤)學說，建立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世稱“程朱學派”。著有《周易本義》、《楚辭集注》、《四書章句集句》、《詩集傳》等。他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后人將他視為儒學宗師。
朱點幼年喪父，早年全靠義父劉子羽撫養照料。父親朱松嗜茶成癖，雖沒有留下遺產，但卻教會了他飲茶。朱熹與茶結緣可以說是家傳。說來有趣，朱熹從他誕生之日起便與茶有緣。在他降生的第三天，行“三朝”洗兒之禮，當時家人以宋代貢茶名“月團”為他洗三朝，朱松曾無限感慨地留下一首《洗兒》詩：
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疏。
有子添丁助征戎，肯令辛苦更冠儒。
學生三朝壽一壺，百年歌好笑捻須。
厭賓已識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
但后來事與愿違，朱；捉違背了父親的意愿，卻為“始小學，終大學，真源脈胳，統圣賢體用之全。”成為了一代大儒。
朱熹一生以清貧著稱于世，歷代學者以“朱子固窮”頌揚之。朱子的生活準則乃是“茶取養生，衣取蔽體，食取充饑，居止取足以障風雨，從不奢侈鋪張。”粗茶淡飯，崇尚儉樸。朱熹一次往女兒家，適女婿外出，女兒端出熱茶侍奉，朱子品著茶，感到心里舒適，時已正午，女兒端出麥飯蔥湯請父親就餐，朱子盡茶就餐，吃得津津有味。女兒覺得怠慢了父親，心中有愧。朱子在茶足飯飽后，很滿意這湯與飯，自覺非同一般，揮毫寫下：“蔥湯麥飯倆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饑，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飲時。”
朱熹晚年為躲避“慶元學案”，賦詩題匾，往往不敢簽署真名，常以“茶仙”署名落款。慶元六年(1200)三月，他病情惡化，尚堅持著述題名。他在給自己出生地南劍州的一處景點書寫“引月”付刻，便是署名“茶仙”。這遺跡尚在，且成為他一生絕筆。
朱熹與武夷茶道
武夷山是我國風景名勝山川，方圓約60里，有九曲溪、三十六峰、九十九巖、桃園洞、流香澗，最有名的是朱熹講學的紫陽書院舊址和久享盛譽的武夷巖茶了。
武夷山“奇秀甲于東南”，而且盛產茶葉。據記載，武夷山自唐代始種茶，宋時名列貢品，范仲淹曾寫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的詩句。武夷產的巖茶乃是烏龍茶的上品，武夷山由于巖石風化后園土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和有機質，所產的茶葉具有不可言喻的山巖風韻，香氣勝幽蘭，滋味鮮滑回甘，“武夷巖茶”因此名揚天下。朱熹生活在武夷山麓九曲溪畔，武夷巖茶自然是垂手可得，他一生喜飲武夷巖茶，在武夷過著“客來莫嫌茶當酒”的清淡儉樸生活。
朱熹樂于武夷山水，更精于武夷茶道，與武夷巖茶緣分深沉。他的一生有一大半是在茶鄉武夷山度過的，“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他隱居武夷山，著述立說，以茶窮理。親朋故友來訪，則人山尋勝，品茗賦詩，互相唱和，至今遺跡猶存。武夷山六曲響聲巖留有手書巖刻，記載他與蔡元定、呂祖謙、劉子翼等文人武夷漫游；在《武夷山志》里還收入他與袁樞、潘友人等品茗唱和的茶詩。
朱熹在武夷講學之余，常與同道中人、門生學子人山漫游，或設茶宴于竹林泉邊、亭榭溪畔，臨水瀹茗挾誦。九曲溪有塊巨石“茶灶石”，“磯石上平，有灶溪中流，巨石幾然，可以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凹，自然為灶，可炊以瀹茗。”朱子常在巨石上設茶宴，斗茶吟詠，以茶會友。他在《武夷精舍雜詠》中有首《茶灶》記述之，詩曰：
仙翁遺石灶，宛在水中央。
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
這種茶趣，這種意境，傾倒多少文人墨客。此詩一出，廣為流傳，一時和者甚眾。當代著名詩人如辛棄疾、袁樞、留之綱、韓元吉、項安世等紛紛唱和，大大提高了武夷巖茶的聲譽。尤以建安學者袁樞的《雜詠十首》最引人注目，詩中還描述了武夷山中道學夫子的隱喻生涯。愛國詩人楊萬里于淳熙十六年(1189)由江西筠州赴武夷山與朱熹會晤，翌年正月也寄給朱熹和作《武夷精舍十二詠》，其十一《茶灶》酬唱曰：“茶灶本笠澤，飛來摘茶園，隨在武夷山，溪心化為石。”這些詩篇對朱子隱居武夷講學授徒，著述立說，所重者茶作了形象的總結。五曲溪畔、竹林泉邊，茗飲自娛，悠閑自得，清心寡欲，飄然欲仙，茶的精神與大自然的和諧，真是個“竹林泉邊架石銚，九曲溪畔瀹茗飲”。
淳熙十年(1183)朱熹寫過一首《詠茶》詩，記錄他蟄居武夷的生活，詩云：
武夷高處是蓬萊，采取靈芽手自栽。
地辟芳菲鎮長在，谷寒蜂蝶未全來。
紅裳似欲留人醉，錦幛何妨為客開。
啜罷醒心何處所，遠山重疊翠成堆。
這首詩寫出了他在武夷的山居樂趣。他種茶采茶，以茶自娛，以茶待客，品茗吟詠。這年他在武夷山隱屏峰下構建“武夷精舍”(后名紫陽書院)，辦學講學，倡道東南，為儒家傳統繼往開來，武夷山一時學者云集，盛極一時。武夷精舍周圍置有茶圃兩處，種植茶樹百余株，朱子每于講學之余，行吟于茶叢。《朱熹的故事》一書曾記載過《朱熹遇茶姑》的美麗傳說。據《崇安縣志》記載：文公祠(武夷精舍)在五曲，清康熙時，春間置茶培于此，舊有文公手植茶一本，名曰“文公茶”，又名臭葉香茶，香逾他樹，舊為武夷名茶之一。在崇安、建陽兩縣交界處有座云谷山，朱熹41歲時曾在山上構筑草堂。取名“幽庵”，愛其幽勝。朱子于幽庵閉門著述，并在嶺北種植茶園，親手栽培，百株茶園，枝繁葉茂，平展坦蕩，取名“茶坂”。朱子常荷鋤除草、提籃采摘其間，深得耕讀之樂趣。在《茶坂》一詩中記錄他在茶園的辛勤勞動，詩曰：
攜蔬北嶺西，采擷供茗飲，
一啜夜窗寒，跏跌謝衾枕。
簇(yng)系竹制的箱籠。“跏躍”本為佛家語，意謂盤腿而坐，原指參禪，這里指的是飲茶而不思睡，故言“謝衾枕”。這一時期朱子常同友人舉行茶宴。《朱文公全集》載：朱子青年時代便戒酒，喜歡茶宴，以茶修身。他在給友人信中云：“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之酒冽，戒而絕之，似覺省事。”茶宴本是古代文人作為一種清儉的生活風尚和廉素的道德風尚，作為風氣流傳下來，宋代茶宴多見于上層社會與禪林僧侶之間。在上層社會中，文人墨客茶宴重于“情”，選擇在風景秀麗、環境宜人的場所進行。朱熹在武夷講學期間，四方學者云集，朱子常與他們相聚于茶宴間，品茗論學，賦詩填詞。宋淳熙五年(1178)，朱子赴東四涪村參加其表兄邱子野茶宴上，賦詩論茗，詩曰：
茗飲瀹甘寒，抖擻神氣增。
頓生塵慮空，豁然‘阮心目。
朱文公常在茶宴席間詠茶，有時妙語連篇。在與張敬天、林澤木等友人唱和應酬曾作詩曰：
小園茶樹數千章，走寄萌芽初得嘗。
雖無山頂煙崗潤，亦有靈源一派香。
宋代寺院“茶宴”流行，當代文人雅士常慕名參與。朱熹亦樂于此行，當時五夫開普寺住持圓悟常辦茶宴，朱子慕名經常赴宴，品茗唱和，他們結識于茶宴間，其后竟成“忘年交”。當圓悟圓寂時，朱子賦詩吊唁，詩曰：
一別人間萬事空，焚香瀹茗恨相逢。
不須更活三生石，紫翠參天十三峰。
在云谷山麓有座“休庵”封廟，住持是位茶人，喜植茶樹，朱子常往返其間談經論道、品茗吟詩，交往甚密，他曾賦詩記之，詩曰：
別嶺有休廬，林巒亦幽絕。
無事一往來，茶瓜不須投。
末句典出《詩經》：“投之以木瓜，報之以瓊瑤。”表示他與休庵住持之間意趣相投，不須互贈，只求共飲的茶趣。
在武夷山水簾洞三賢祠前有楹聯一副：“山居偏隅竹為鄰，客來莫嫌茶當酒。”表現朱熹隱居武夷時以茶待客的日常生活起居。宋代文人在款待賓客時，一改唐人的飲酒，以茶當酒。宋代流行“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的禮法。朱子這副楹聯曾留下過一則《水簾洞三賢品茗》的茶苑佳話。
朱熹一生沉迷于武夷巖茶，廣結茶緣。他在外任時曾撰寫《勸農文》，念念不忘推廣茶葉的種植栽培。朱子知漳州時年已花甲，尚在州府的百草亭園圃種植武夷巖茶，并在漳州推廣武夷茶葉，漳州一度成為武夷茶的經營市場。朱熹在回江西婺源祖籍老家掃墓，他也不忘把武夷巖茶苗帶回去，在祖居庭院植十余株，還把老屋更名為“茶院”。他把隨身帶去的武夷茶葉招待家鄉父老，廣為介紹其栽培和焙烤的方法。
武夷巖茶與儒釋道三教并存
武夷茶文化歷史悠久、底蘊厚重，它的發展與武夷山的儒、釋、道三教文化有著不解的生命情緣。
武夷山是一座千古文化名山。它以博大的胸襟和非凡的氣度，同時接納了儒、釋、道三大教派，形成了三教同山、三花并蒂的獨特文化構筑，展示了武夷山巨大的兼容性和厚重的生命內蘊。武夷茶文化的產生、發展和繁榮，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贏得了全面的舒展。三教飲茶論道，感悟人生，共贊武夷茶，把各自的教派宗旨融進茶道的精神，為武夷茶文化的發展注入了一泓生命的清泉，也打開了一扇精神世界的窗口。
武夷山的儒教理學鼎盛于南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當推朱熹，儒家們倡導的人生處世原則就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從某種意義上說，朱子理學這一思想體系正是源于武夷茶道的真傳。因為，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講學、著書、立說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吸納了武夷茶道所倡導的修身養性的生命理念，與理學思想形成了精神層面的高度融合與統一。無論是朱熹親手植茶的生動故事，還是朱熹吟詠武夷茶的眾多詩文，抑或是朱熹品茗論道的靈感火花及茶事逸聞，均都透出了濃濃的文化色澤，鋪展出武夷茶獨具的神奇魅力。
朱熹的《詠武夷茶》：“武夷高處是蓬萊，采取靈芽于自栽。地僻芬菲鎮長在，谷寒蜂蝶未全來。紅裳似欲留人醉，錦幛何妨為客開。咀罷醒心何處所，近山重疊翠成堆”。這是一幅何等寧靜且充滿濃郁生活氣息的采茶景象！透過這和美閑淡的畫面，我們可以看到朱熹心靈深處的淡定從容，感悟到朱熹精神世界的情感意蘊。這就是朱熹與武夷茶的一種心靈默契和情感溝通。
武夷禪茶也是武夷茶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唐代以來，武夷山的寺廟遍布山中，清越的梵音禪語與“六六三三疑道語”遙相呼應。“千萬峰中梵室開”是武夷山籍的北宋著名詞人柳永形容武夷山佛教鼎盛的詩句，形象地反映了唐宋時武夷山佛教香火旺盛、寺廟林立的景象。武夷僧人遠離塵世、歸隱山中，他們在這得天獨厚的環境中，伴著晨鐘暮鼓與繚繞的香火，把修身養性作為生命的最高境界來推崇。種茶、制茶和品茶已成為他們修行的一個重要載體，許許多多的頓悟都是在這茶事活動和品茗意蘊中獲取靈魂的啟迪。武夷山的名僧翁藻光對武夷茶也是情有獨鐘，曾寫下許多贊美和感悟武夷茶的著名詩文。“扣冰沐浴，以冰烹茗”幾乎成了他人生的經典故事。他在荊棘荒蠻中坐禪靜悟“吃茶去”的佛理，最終獲取了“茶禪一味”的真諦。在武夷佛教的歷史上，幾乎沒有不與武夷茶結緣的寺廟，寺廟周遭的茶園幾乎與寺廟一樣悠久。這根源就在于武夷佛教所推崇的宗旨，與武夷茶的“蘊和寓靜”的稟性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許多僧人就是通過品飲武夷茶，才悟出生命的真諦和世間萬象的玄機，最終修成正果，實現生命意蘊的飛躍。
武夷山道教與武夷茶也有著割舍不斷的生命情緣。武夷山的道教可追溯到漢武帝封禪武夷君這一歷史時期，以“清心寡欲為修道之本，以為一念無生即自由，心頭無物即仙佛”為修身宗旨，推崇的是天人合一、羽化成仙的生命理念。其所蘊含和營造的恬淡靜美的高遠意境，正好吻合了武夷道教所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靜美的思想意念，那“心靜則神安，神安則百病不生”的修道意念，正是從品飲武夷茶的意境中派生而出的。
武夷山道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白玉蟾。他在武夷山大王峰麓的止止庵修行多年，留下大量的詩文著作。其中不少是描寫贊美武夷茶的。他把對武夷茶的理解和感悟，深深地溶進了自己的血脈里，便融會貫通地嫁接到道教的教義中去，形成了自己獨具的生命悟性。
武夷山三大教派能夠友好相處、共求發展，形成三花并蒂的繁榮局面，其一要歸功于這座千古文化名山的博大胸襟，其二要得益于武夷茶的鏈接。因為武夷茶“蘊和寓靜”的稟性，與三教文化所推崇的宗旨完全達成心靈的共鳴，三大教派正是通過品飲武夷茶，讓靈魂在博大的意境中得以清洗過濾，最終贏得生命的升華。所以說正是三大教派的鼎力推崇和贊美，武夷茶的發展才有了文化的底蘊，才有了生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