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宋代的茶馬貿易
發布時間：2024-11-15 點擊：174
西北地區的吐蕃就是通過茶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統治，邊疆地區也比較安寧，并共同抵抗西夏的進攻。西夏與宋對峙，茶無來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滿，迫使與宋一度議和，購進茶葉。
茶是商品，但在某個歷史時期，它的政治屬性遠遠超過商品屬性，在我國宋代，由于國家加強戰備，渴求戰馬，而強化茶的禁榷，積極開展茶馬貿易，成為邊陲要政。
宋代沿襲唐制，對茶實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爭論。改革派如李靚、王安石認為，國家對經濟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預過多，主張茶宜通商，貨暢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內的保守派則堅決主張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馬互市貿易的開展，確保與遼和西夏戰爭所急需的軍貿和戰馬來源，解決北宋王朝面臨的政治、經濟兩個頭等重大的難題，以維護其統治的長治久安。因而兩派斗爭激烈，茶法頻頻變更。宋代始終把茶葉和戰爭捆在一起，茶馬貿易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
茶馬貿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葉生產的大發展，為朝廷開拓茶馬互市貿易提供了豐宮的物質基礎。宋代東南地區的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諸路植茶在唐代基礎上有較大的發展。東南9路產茶榧?0個州242個縣。福建的建州，不但產區集中，產量較多，而且品質優異，引起朝廷的關注．因而設置規格宏大，管理嚴密，專造貢茶的“北苑龍焙”，以代替顧渚貢茶院。每到采茶季節，“千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為偉硯”。同時北宋王朝繼唐朝開發江南廣袤土地之后，繼續向嶺南開發。在廣東、廣西開辟了很多新茶園。如廣東的南雄、循州，廣西的靜江府及融、潯、賓、昭等州。東南地區的茶葉產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達到兩干多萬斤，成為全國茶業經濟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規定專榷東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歲人百余萬緒”。景德元年（1004），茶歲課“五百六十九萬貫”，茶利直線上升，成為國家財政重要支柱，對籌措軍響起了關鍵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四川是我國茶樹發源地之一，也是我國最早出現茶葉市場的省。入宋，雖然茶業重心南移，但四川產茶歷史悠久，群眾富有種茶造茶經驗，茶農進一步開發山區，廣種茶樹。加上北宋中期以前，專榷東南茶，川茶聽民自賣。刺激了生產的發展。熙寧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開展茶馬貿易，拓寬了市場，也刺激了川茶的發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產茶，成都府路有九個產茶州（軍），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與西藏為鄰，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無”的生活必需品。歷史上川茶被稱為“邊茶”，其采制不及東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產量多，元祐元年（1086）達到三千多萬斤。加上東南諸路的產量，宋代茶葉總產量高達五千多萬斤，較唐代增長二、三倍，為茶馬貿易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質基礎。
（二）“蜀茶總人諸番市，胡馬常從刀里來”，漢族居住在中原地區，以農業為主。邊疆少數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自古以來就進行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團結寬撫政策，更加強了這種交流，促進了團結和友善。安祿山反唐，回紇曾兩次出兵助唐平亂，且大驅名馬，市茶而歸。為茶馬互市貿易之始。
邊疆少數民族以畜牧為業，以肉，乳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膩，滌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飲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上至貴族，下至庶民，無不飲者。
古代，“國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北宋與遼、西夏戰火連年，軍費開支浩大，戰馬來源貧乏。熙寧七年（1074），王韶收復河州后，給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馬至邊，其所市唯茶。”神宗則派人入四川籌措此事，以內地過剩之茶，換取蕃人之良馬，調劑余缺，兩廂情愿，互惠互利。茶馬互市貿易順應形勢的發展需要而蓬勃開展起來，成為漢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間經濟交流的重要形式。而這種形式的形成，對北宋來說，完全是由于政治與軍事的需要。
（三）以茶易馬是諸物資中最佳選擇。宋初以銅錢、絹、茶等易馬。以銅錢買馬，存在三個問題，據史載，綜合平衡計算馬價，平均每匹約30貫錢，以每年買馬二萬五千匹計算，耗資七十五萬貫，非國家財力所能負擔，此其一。北宋初年。銅餞大量流往宋朝統治以外地區。導致錢荒，影響貨幣流通與市場繁榮。此其二。更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錢，悉銷鑄為（兵）器”，這就等于為對方輸送武器，增強了他門進攻的能力。從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軍事上造成極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銅錢買馬。
再看以絹買馬。太宗、真宗時，宋中央政府二稅收入的綢絹每年不足二百萬匹。一匹絹值一貫，一匹馬值三十貫，則需三十匹絹買一匹馬，絹賤馬貴。平均每年買馬二萬五千匹，則中央財政絹的支出幾乎占全年二稅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府財力無法承受的。只有茶貨源充足，牧民又喜愛，故以茶易馬是中央財政最佳方案，從而推動了茶馬互市貿易的發展。
榷茶銷番，保證軍費和戰馬來源
從歷史的真實意義來說，宋大祖雖然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但北宋始終沒有實現過真正的統一。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在西北有黨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此外還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龜茲等政權，爾后又有東北的金政權。北宋統治者片面總結了中晚唐時期宦官擅權，藩滇割據導致唐代滅亡的經驗教訓，而忽視了北宋的國情。在軍事部署上錯誤她采取“守內虛外”的政策。禁軍有一半是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余分戌全國各要沖地區，主要是防止人民起來造反。邊境上只屯駐少量的禁軍。對遼、西夏勢力采取被動的守勢。這種策略被他們所識破，就誘發了她們頻傾向北宋發動進攻。同時宋軍隊由于實行兵將分離政策，帶來了將帥無權，指揮不靈，戰斗力削弱等弊端，所以雖然養了百余萬大軍，卻阻擋不住遼、西夏的侵憂。每次戰爭的結果，宋方只是求和，并奉獻大量的銀、絹、茶。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舉攻宋，訂立屈辱的“渣淵之盟”，宋每年給契丹銀十五萬兩、絹二十萬匹。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1010－1012），西夏發動多次人規模進攻，結果在公元1004年訂立和約，北宋每年給西夏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葉三萬斤。但到英宗治平三年
（1066）西夏又發動進攻，烽人不息，長期戰亂。遼和西夏按連挑戰，使北宋成了歷史上名符其實的“積貧積弱”王朝。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和軍事上的夫利，所以宋朝特別重視對茶的壟斷和茶馬貿易的實施。
宋代榷茶，始于未大祖乾德二年（964）。榷法極為嚴酷，以維護專利政策的推行。后調整在茶葉集散地，又是交通便捷的“要會之地”設荊南府、漢陽軍、等六個榷貨場。其次又在準南盛產茶葉的靳、黃、廬、舒、光、壽六州設立十三場。凡六州園戶種的茶，一律隸屬于所在山場，把茶葉生產者控制起來。從而造成東南諸路茶皆榷，唯川、廣茶聽民自賣的局面。
神宗即位，力圖富國強兵，欲徹底改變對遼、西夏的屈辱地位。他采納了王韶招撫居住在今甘肅洮河流域一帶的吐蕃部族，目的是把矛頭對準西夏，制服遼國。過去在河北、陜西一帶打戰，故榷東南茶以助軍響，現在要在與四川接近的地區打仗，不能舍近而求遠，故決定禁榷川茶。這說明川茶之榷，主要是為了保證熙州、河州地區軍事需要。
茶馬貿易組織機構與實施辦法
熙寧七年，神宗采納了熙河路經略使王韶以茶易馬招撫吐蕃的建議后，立即派李杞赴四川籌辦此事。當務之急是成立機構，統一管理榷茶買馬事宜，并制定具體實施辦法，使茶馬貿易政策得以順利實行。
（一）茶馬貿易組織機構：李杞抵達四川后，即在成都府路設置茶場司，在陜西秦州設置買馬司。因榷茶買馬本屬一回事．后兩司合并，更名為都大提舉茶馬司。該司的職責是，制定政策、法令、法規，組建下屬機構，統一管理川茶的征榷、運輸、銷售、易馬事宜。
買賣茶機構，在成都府路八個州設置24個買茶場。在陜西設置50個賣茶場。賣茶場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全部收購茶農的茶葉，茶商必須向茶場買茶，不能和茶農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販，許人告捕、治予重罪。買茶場屬茶馬司直接領導，但“茶場所在，州委都監，縣委令佐兼監”，各級地方長官，均有義不容辭的監督之責。各買茶場并設有專典、庫秤、牙人等辦理買茶和征稅事宜。并制定了各場收購定額和超額獎勵欠額懲罰條例。賣茶場主要任務是把四川運去的茶葉按官價出賣或易馬，同樣屬茶馬司領導，地方長官也有監督之責，同樣制定了銷售定額和獎懲條例。
買馬機構：熙寧八年，在熙河路設置六個買馬場，后又在秦風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滬州等地增設。茶馬管理機構的設置與調整，組織的嚴密，獎勵和懲罰諸措施，對保證茶馬貿易政策的貫徹執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茶馬貿易政策具體實施辦法。
茶馬比價：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比價是否公平合理，關系到事業的成敗。宋政府確定“隨市增減，價例不定”的原則，是符合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是深謀熟慮的結果。元豐間，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換一匹馬。后以茶價格下滑，要二百五十斤茶才能換一匹馬。崇寧年間，“馬價分為九等（良馬三等，綱馬六等）．良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綱馬六等，每匹分別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斤、132斤”。南宋時，馬源銳減，馬價上漲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換一匹馬。可以看出，茶馬比價是按照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和馬質優劣來確定的，可說是既公平又合理。為了鼓勵吐蕃以馬易茶，宋政府還規定易馬的茶價低于專賣的價格，這種削價政策，既刺激了戰馬的來源，又“馬來既眾，則售茶亦多”，薄利多銷，同樣獲得厚刊。同時又規定好茶專用易馬，不得商賣，雅州名山茶是川茶中的上等茶，“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闕”，用名山茶易馬，最受少數民族歡迎。
宋代買馬分兩種，其一曰良馬，用于戰爭，主要來自今甘肅，青海地區的吐著等少數民族，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買這種馬的意圖有二，一是從羈縻馬中挑選一部份良健的為戰馬，以補充戰馬來源的不足。二是安撫西南少數民族，使他們不致反抗宋政府。在當時政治、經濟中產上了很大的影響。
茶馬貿易的歷史意義
茶馬互市貿易自中唐開始出現，到宋代已發展成為封建國家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而制度化，且一直延續到清代，長達幾百年之久。這不能不引起我們茶學學術界的深思。
以前茶學界提到歷朝茶馬互市貿易多有責難之嫌。有人認為這項政策是封建王朝“以茶治邊”的一種策略。也有人認為這項政策是對邊疆少數民族施行“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的一種手段。歷史的客觀事實果真如此？筆者認為有重新認識深入探討的必要，以復原歷史客觀真實面目，而有利增進地區聯誼，加強民族團結。
邊疆少數民族，食肉飲酪，茶能解油膩、助消化，所以他們對茶有特殊的愛好。茶與鹽同屬于他們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從而導出許多諺語，如“寧可三日無油鹽，不可一日不喝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進而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因而病”的地步，直至婚喪喜慶和祭祀活動中都少不了茶。可見茶在高寒草原游牧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何等重要。
宋代茶馬貿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種舉措也很有力。如易馬數額與價格“隨市增減，價例不定”；“馬價分九等”，各等按馬駿駕折茶不一；買馬的茶價低于專賣的價格，“馬來既眾，財售茶亦多”有利多銷；又規定品質好的雅州名山茶專用于博馬，在博馬任務沒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販運等等。所有這些規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換原則和商品經濟市場客觀規律的，贏得了少數民族的歡迎和擁護，使茶馬貿易得以持續開展，所以筆者認為茶馬互市貿易是雙方經濟上的互相依賴，物資上的余缺調劑，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與吐蕃等少數民族通過茶馬互市貿易促進了經濟的緊榮。首先擴大了茶和馬的市場，推動了畜牧業和茶業的發展；同時帶動了其他商品的交換，高寒草原地區的牛，羊、獸皮、藥材和其他農副上特產大量流入漢族地區，而漢族地區的絹、布、陶瓷、食鹽及其他手工業品和農副土特產也大量進入少數民族地區，不但促進了當地手工等產業的發展，同時頻繁的經濟貿易活動，也促進了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交流，對推動邊疆地區的開發和社會進步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代茶馬貿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團結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統一。吐蕃驅馬來買茶，少則幾百人，多則幾千人，既有官員，也有百姓，與漢族各階層人士進行廣泛的聯系和接觸，這就有利于促進雙方的溝通，增進理解與友誼。而宋孝宗時，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是因為宋朝一度中斷茶馬貿易而聚眾擾邊，要求恢復互市。所以茶馬貿易對增強民族團結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對宋王朝的鞏固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茶是商品，但在某個歷史時期，它的政治屬性遠遠超過商品屬性，在我國宋代，由于國家加強戰備，渴求戰馬，而強化茶的禁榷，積極開展茶馬貿易，成為邊陲要政。
宋代沿襲唐制，對茶實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爭論。改革派如李靚、王安石認為，國家對經濟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預過多，主張茶宜通商，貨暢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內的保守派則堅決主張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馬互市貿易的開展，確保與遼和西夏戰爭所急需的軍貿和戰馬來源，解決北宋王朝面臨的政治、經濟兩個頭等重大的難題，以維護其統治的長治久安。因而兩派斗爭激烈，茶法頻頻變更。宋代始終把茶葉和戰爭捆在一起，茶馬貿易堅定不移地貫徹實施。
茶馬貿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葉生產的大發展，為朝廷開拓茶馬互市貿易提供了豐宮的物質基礎。宋代東南地區的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諸路植茶在唐代基礎上有較大的發展。東南9路產茶榧?0個州242個縣。福建的建州，不但產區集中，產量較多，而且品質優異，引起朝廷的關注．因而設置規格宏大，管理嚴密，專造貢茶的“北苑龍焙”，以代替顧渚貢茶院。每到采茶季節，“千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為偉硯”。同時北宋王朝繼唐朝開發江南廣袤土地之后，繼續向嶺南開發。在廣東、廣西開辟了很多新茶園。如廣東的南雄、循州，廣西的靜江府及融、潯、賓、昭等州。東南地區的茶葉產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達到兩干多萬斤，成為全國茶業經濟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規定專榷東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歲人百余萬緒”。景德元年（1004），茶歲課“五百六十九萬貫”，茶利直線上升，成為國家財政重要支柱，對籌措軍響起了關鍵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四川是我國茶樹發源地之一，也是我國最早出現茶葉市場的省。入宋，雖然茶業重心南移，但四川產茶歷史悠久，群眾富有種茶造茶經驗，茶農進一步開發山區，廣種茶樹。加上北宋中期以前，專榷東南茶，川茶聽民自賣。刺激了生產的發展。熙寧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開展茶馬貿易，拓寬了市場，也刺激了川茶的發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產茶，成都府路有九個產茶州（軍），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與西藏為鄰，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無”的生活必需品。歷史上川茶被稱為“邊茶”，其采制不及東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產量多，元祐元年（1086）達到三千多萬斤。加上東南諸路的產量，宋代茶葉總產量高達五千多萬斤，較唐代增長二、三倍，為茶馬貿易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質基礎。
（二）“蜀茶總人諸番市，胡馬常從刀里來”，漢族居住在中原地區，以農業為主。邊疆少數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自古以來就進行著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團結寬撫政策，更加強了這種交流，促進了團結和友善。安祿山反唐，回紇曾兩次出兵助唐平亂，且大驅名馬，市茶而歸。為茶馬互市貿易之始。
邊疆少數民族以畜牧為業，以肉，乳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膩，滌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飲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上至貴族，下至庶民，無不飲者。
古代，“國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北宋與遼、西夏戰火連年，軍費開支浩大，戰馬來源貧乏。熙寧七年（1074），王韶收復河州后，給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馬至邊，其所市唯茶。”神宗則派人入四川籌措此事，以內地過剩之茶，換取蕃人之良馬，調劑余缺，兩廂情愿，互惠互利。茶馬互市貿易順應形勢的發展需要而蓬勃開展起來，成為漢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間經濟交流的重要形式。而這種形式的形成，對北宋來說，完全是由于政治與軍事的需要。
（三）以茶易馬是諸物資中最佳選擇。宋初以銅錢、絹、茶等易馬。以銅錢買馬，存在三個問題，據史載，綜合平衡計算馬價，平均每匹約30貫錢，以每年買馬二萬五千匹計算，耗資七十五萬貫，非國家財力所能負擔，此其一。北宋初年。銅餞大量流往宋朝統治以外地區。導致錢荒，影響貨幣流通與市場繁榮。此其二。更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錢，悉銷鑄為（兵）器”，這就等于為對方輸送武器，增強了他門進攻的能力。從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軍事上造成極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銅錢買馬。
再看以絹買馬。太宗、真宗時，宋中央政府二稅收入的綢絹每年不足二百萬匹。一匹絹值一貫，一匹馬值三十貫，則需三十匹絹買一匹馬，絹賤馬貴。平均每年買馬二萬五千匹，則中央財政絹的支出幾乎占全年二稅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府財力無法承受的。只有茶貨源充足，牧民又喜愛，故以茶易馬是中央財政最佳方案，從而推動了茶馬互市貿易的發展。
榷茶銷番，保證軍費和戰馬來源
從歷史的真實意義來說，宋大祖雖然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但北宋始終沒有實現過真正的統一。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在西北有黨項族建立的西夏政權，此外還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龜茲等政權，爾后又有東北的金政權。北宋統治者片面總結了中晚唐時期宦官擅權，藩滇割據導致唐代滅亡的經驗教訓，而忽視了北宋的國情。在軍事部署上錯誤她采取“守內虛外”的政策。禁軍有一半是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余分戌全國各要沖地區，主要是防止人民起來造反。邊境上只屯駐少量的禁軍。對遼、西夏勢力采取被動的守勢。這種策略被他們所識破，就誘發了她們頻傾向北宋發動進攻。同時宋軍隊由于實行兵將分離政策，帶來了將帥無權，指揮不靈，戰斗力削弱等弊端，所以雖然養了百余萬大軍，卻阻擋不住遼、西夏的侵憂。每次戰爭的結果，宋方只是求和，并奉獻大量的銀、絹、茶。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舉攻宋，訂立屈辱的“渣淵之盟”，宋每年給契丹銀十五萬兩、絹二十萬匹。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1010－1012），西夏發動多次人規模進攻，結果在公元1004年訂立和約，北宋每年給西夏銀七萬二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葉三萬斤。但到英宗治平三年
（1066）西夏又發動進攻，烽人不息，長期戰亂。遼和西夏按連挑戰，使北宋成了歷史上名符其實的“積貧積弱”王朝。為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和軍事上的夫利，所以宋朝特別重視對茶的壟斷和茶馬貿易的實施。
宋代榷茶，始于未大祖乾德二年（964）。榷法極為嚴酷，以維護專利政策的推行。后調整在茶葉集散地，又是交通便捷的“要會之地”設荊南府、漢陽軍、等六個榷貨場。其次又在準南盛產茶葉的靳、黃、廬、舒、光、壽六州設立十三場。凡六州園戶種的茶，一律隸屬于所在山場，把茶葉生產者控制起來。從而造成東南諸路茶皆榷，唯川、廣茶聽民自賣的局面。
神宗即位，力圖富國強兵，欲徹底改變對遼、西夏的屈辱地位。他采納了王韶招撫居住在今甘肅洮河流域一帶的吐蕃部族，目的是把矛頭對準西夏，制服遼國。過去在河北、陜西一帶打戰，故榷東南茶以助軍響，現在要在與四川接近的地區打仗，不能舍近而求遠，故決定禁榷川茶。這說明川茶之榷，主要是為了保證熙州、河州地區軍事需要。
茶馬貿易組織機構與實施辦法
熙寧七年，神宗采納了熙河路經略使王韶以茶易馬招撫吐蕃的建議后，立即派李杞赴四川籌辦此事。當務之急是成立機構，統一管理榷茶買馬事宜，并制定具體實施辦法，使茶馬貿易政策得以順利實行。
（一）茶馬貿易組織機構：李杞抵達四川后，即在成都府路設置茶場司，在陜西秦州設置買馬司。因榷茶買馬本屬一回事．后兩司合并，更名為都大提舉茶馬司。該司的職責是，制定政策、法令、法規，組建下屬機構，統一管理川茶的征榷、運輸、銷售、易馬事宜。
買賣茶機構，在成都府路八個州設置24個買茶場。在陜西設置50個賣茶場。賣茶場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全部收購茶農的茶葉，茶商必須向茶場買茶，不能和茶農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販，許人告捕、治予重罪。買茶場屬茶馬司直接領導，但“茶場所在，州委都監，縣委令佐兼監”，各級地方長官，均有義不容辭的監督之責。各買茶場并設有專典、庫秤、牙人等辦理買茶和征稅事宜。并制定了各場收購定額和超額獎勵欠額懲罰條例。賣茶場主要任務是把四川運去的茶葉按官價出賣或易馬，同樣屬茶馬司領導，地方長官也有監督之責，同樣制定了銷售定額和獎懲條例。
買馬機構：熙寧八年，在熙河路設置六個買馬場，后又在秦風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滬州等地增設。茶馬管理機構的設置與調整，組織的嚴密，獎勵和懲罰諸措施，對保證茶馬貿易政策的貫徹執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茶馬貿易政策具體實施辦法。
茶馬比價：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比價是否公平合理，關系到事業的成敗。宋政府確定“隨市增減，價例不定”的原則，是符合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是深謀熟慮的結果。元豐間，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換一匹馬。后以茶價格下滑，要二百五十斤茶才能換一匹馬。崇寧年間，“馬價分為九等（良馬三等，綱馬六等）．良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綱馬六等，每匹分別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斤、132斤”。南宋時，馬源銳減，馬價上漲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換一匹馬。可以看出，茶馬比價是按照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和馬質優劣來確定的，可說是既公平又合理。為了鼓勵吐蕃以馬易茶，宋政府還規定易馬的茶價低于專賣的價格，這種削價政策，既刺激了戰馬的來源，又“馬來既眾，則售茶亦多”，薄利多銷，同樣獲得厚刊。同時又規定好茶專用易馬，不得商賣，雅州名山茶是川茶中的上等茶，“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闕”，用名山茶易馬，最受少數民族歡迎。
宋代買馬分兩種，其一曰良馬，用于戰爭，主要來自今甘肅，青海地區的吐著等少數民族，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買這種馬的意圖有二，一是從羈縻馬中挑選一部份良健的為戰馬，以補充戰馬來源的不足。二是安撫西南少數民族，使他們不致反抗宋政府。在當時政治、經濟中產上了很大的影響。
茶馬貿易的歷史意義
茶馬互市貿易自中唐開始出現，到宋代已發展成為封建國家一項重要的經濟政策而制度化，且一直延續到清代，長達幾百年之久。這不能不引起我們茶學學術界的深思。
以前茶學界提到歷朝茶馬互市貿易多有責難之嫌。有人認為這項政策是封建王朝“以茶治邊”的一種策略。也有人認為這項政策是對邊疆少數民族施行“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的一種手段。歷史的客觀事實果真如此？筆者認為有重新認識深入探討的必要，以復原歷史客觀真實面目，而有利增進地區聯誼，加強民族團結。
邊疆少數民族，食肉飲酪，茶能解油膩、助消化，所以他們對茶有特殊的愛好。茶與鹽同屬于他們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從而導出許多諺語，如“寧可三日無油鹽，不可一日不喝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進而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因而病”的地步，直至婚喪喜慶和祭祀活動中都少不了茶。可見茶在高寒草原游牧族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何等重要。
宋代茶馬貿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種舉措也很有力。如易馬數額與價格“隨市增減，價例不定”；“馬價分九等”，各等按馬駿駕折茶不一；買馬的茶價低于專賣的價格，“馬來既眾，財售茶亦多”有利多銷；又規定品質好的雅州名山茶專用于博馬，在博馬任務沒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販運等等。所有這些規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換原則和商品經濟市場客觀規律的，贏得了少數民族的歡迎和擁護，使茶馬貿易得以持續開展，所以筆者認為茶馬互市貿易是雙方經濟上的互相依賴，物資上的余缺調劑，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與吐蕃等少數民族通過茶馬互市貿易促進了經濟的緊榮。首先擴大了茶和馬的市場，推動了畜牧業和茶業的發展；同時帶動了其他商品的交換，高寒草原地區的牛，羊、獸皮、藥材和其他農副上特產大量流入漢族地區，而漢族地區的絹、布、陶瓷、食鹽及其他手工業品和農副土特產也大量進入少數民族地區，不但促進了當地手工等產業的發展，同時頻繁的經濟貿易活動，也促進了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交流，對推動邊疆地區的開發和社會進步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代茶馬貿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團結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統一。吐蕃驅馬來買茶，少則幾百人，多則幾千人，既有官員，也有百姓，與漢族各階層人士進行廣泛的聯系和接觸，這就有利于促進雙方的溝通，增進理解與友誼。而宋孝宗時，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是因為宋朝一度中斷茶馬貿易而聚眾擾邊，要求恢復互市。所以茶馬貿易對增強民族團結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對宋王朝的鞏固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