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史鉤沉：唐代的茶稅
發布時間：2024-06-22 點擊：97
稅史鉤沉：唐代的茶稅
唐代茶葉大發展 唐代的茶稅
我國的茶稅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是始自中唐時期的。
一、唐代茶稅的形成。大唐帝國“開元天寶盛世”期間，爆發了“安史之亂”，雖然時間不長、地域不廣，但政權內部體制遭到削弱，藩鎮勢力形成割據， 成為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重大轉折點。自廣德元年(763)至永貞元 年(805)，今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湖北、安徽地區，都為軍閥節鎮所占據，他們“雖稱藩臣，實非王臣”。在政治、軍事、財政上完全獨立，實際是各自獨立的軍閥王國。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節度使李惟岳(原為其父李寶臣， 其父病故后由其襲位，要求朝廷承認，德宗不許)、魏博節度使田悅 、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遂聯合起兵反唐，史稱 “四鎮之后”。由于長期的軍閥割據，進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經濟危機，為了解決嚴重的財政困境，唐朝統治者采取了許多苛細酷烈的辦法，搜刮民財，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戶部侍郎趙贊于 諸道水陸要沖之地征收商稅，“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稅一”，以充盈國庫，贍濟軍資。“四鎮之亂”結束，德宗下詔罪己 ，罷除茶葉等項雜稅，看來，當時征收茶稅只是權宜之計，但打破了歷史上茶葉不征稅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當“四鎮”與淮西叛亂之際，長安告急，調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陜西乾縣)避難，下令涇原節度 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駕，士兵不滿朝廷給養，因“糲食萊啖”而叛，史稱“注原兵變”。叛軍推舉罷歸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長)朱泚為王。朱泚自稱大秦皇帝，建號應天，率兵圍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師勤王，朱泚乃從奉天退至長安。次年六月，唐將李晟率神策軍收復長安，朱泚西走，其部將斬之降唐，“涇原兵變”方告平息 。
從歷史時序上看，征收茶稅在前，“徑原兵變”在后，德宗回到長安時已是興元元年(784)，因此，筆者認為，德宗征收茶稅為起因是“四鎮之亂”而非“涇原兵變”。從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寶年(755)，中經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統治，約一個世紀，這段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重大發展時期，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有顯著的進步，社會生產力有一定的提高。茶葉作為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開始迅速發展。唐初飲茶之風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宮富邸和東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隨著社會的安定，經濟、文化的發達，寺院僧侶的傳播，飲茶之風迅速向北方漫延，宮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賜大臣，進茶成為官廷禮儀，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變出走奉天，韓滉遣使運粟帛入關中的同時，也沒有忘記“以夾練囊緘茶未，遣健步以進御”。社會對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種植，發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產。“安史之亂”后，出現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農種茶的目的轉向商品交換，茶在農產品中是獨一無二的最發達最典型的商品化生產，為封建王朝征收茶稅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二、唐代稅茶法規。唐代把茶稅固定下來，列為國家財政收入是德宗貞元九年(793 )正月的事。《食貨志下》載：“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 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收兩稅。其明年已后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災，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年奏，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災處亦未嘗以錢拯瞻”從張滂的奏折，說明貞元九年朝廷決定征收茶稅的原因是“去歲水災”，倘后“賦稅不辦”，所以要征收茶稅“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鍺”。稅率定位較低，估價征10%，但從此“稅無虛歲”，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來，成為封建國家的專利，我國茶稅法規正式宣告成立。
憲宗時期，先后平定劉辟、李鑄、吳元濟等藩鎮叛變，其他藩鎮也表示歸附，形式上獲得了全國的統一，但還未根除藩鎮勢力。此時 期提倡屯田、營田，重視農業生產，對維持殘破的北方生產局勢有積極作用，使大唐帝國曾一度出現中興時期。可能是由于時局的安定， 財政情況的好轉，將原先“置茶鹽店收稅”的措施罷除，但不久又予恢復。
晚唐是唐政權由衰落趨向瓦解的歷史時期，朝廷日益腐敗昏聵，宦官檀權與藩鎮割據想始終。皇權低落，甚至皇帝的廢立、生死亦為宦官所掌握。穆宗長慶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兩節度使又叛亂反唐，穆宗發兵十五萬討伐。以致國庫空虛，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稅。
武宗即位(841)，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正稅之外，又加橫稅，可以說茶葉雜稅始自 晚唐武宗時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廬，壽、淮南(茶)皆加豐稅”，“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天下稅茶，增倍貞元”，即茶稅提高到20 %。正稅之外，還有橫稅，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計征改為按重量計征。
由于諸道關卡林立，茶稅苛重，流通渠道不暢，市場供應偏緊，私販茶葉就更有利可圖。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書：“ 幾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大中六年(852)，鹽鐵轉運 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條”，其中有“厘革橫稅，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層層設卡，使“商旅既安，課利自厚”，保護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進滴品流通，但對私販的處罰極其嚴酷。
三、剖析與評儀。唐朝征收茶稅，初因“四鎮之亂”，復因水災用賦減免，是在物質條件已具備的特定時間和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當初稅率1o%，并不 算高，經商納稅，無可非議，不能把封建杜會的合理稅收籠統斥之為“掠奪”。但茶稅伴隨著宦官擅權、藩鎮割據而一再加重，正稅之外，又有橫稅，且直線上升，稅重價高，厚斂傷尺，不能不說是蠢政，應該受到譴責。唐朝的茶稅，初按三等估價，后按重量計征，很不完善，屬首創期。四川的茶稅體制，唐朝起就有別于東南各地，且沿襲到后世，在我國茶葉稅制史上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封建國家時局穩定，政治清明，經濟發達，人民安居樂業，捐稅 就少，反之則重。從唐朝茶稅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輕到重的全過程，突出地反映了這個可題。
?
唐代茶葉大發展 唐代的茶稅
我國的茶稅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是始自中唐時期的。
一、唐代茶稅的形成。大唐帝國“開元天寶盛世”期間，爆發了“安史之亂”，雖然時間不長、地域不廣，但政權內部體制遭到削弱，藩鎮勢力形成割據， 成為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重大轉折點。自廣德元年(763)至永貞元 年(805)，今河南、河北、山東、山西、湖北、安徽地區，都為軍閥節鎮所占據，他們“雖稱藩臣，實非王臣”。在政治、軍事、財政上完全獨立，實際是各自獨立的軍閥王國。
德宗建中二年(781)，成德節度使李惟岳(原為其父李寶臣， 其父病故后由其襲位，要求朝廷承認，德宗不許)、魏博節度使田悅 、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遂聯合起兵反唐，史稱 “四鎮之后”。由于長期的軍閥割據，進一步加深了唐朝政抬、經濟危機，為了解決嚴重的財政困境，唐朝統治者采取了許多苛細酷烈的辦法，搜刮民財，其中之一就是建中三年(782)，戶部侍郎趙贊于 諸道水陸要沖之地征收商稅，“每貫稅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稅一”，以充盈國庫，贍濟軍資。“四鎮之亂”結束，德宗下詔罪己 ，罷除茶葉等項雜稅，看來，當時征收茶稅只是權宜之計，但打破了歷史上茶葉不征稅的先例。
建中四年(783)十月，正當“四鎮”與淮西叛亂之際，長安告急，調兵不至，德宗被迫逃往幸天(陜西乾縣)避難，下令涇原節度 使率兵五千赴援保駕，士兵不滿朝廷給養，因“糲食萊啖”而叛，史稱“注原兵變”。叛軍推舉罷歸故里的大尉(武官之長)朱泚為王。朱泚自稱大秦皇帝，建號應天，率兵圍攻奉天。德宗因有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師勤王，朱泚乃從奉天退至長安。次年六月，唐將李晟率神策軍收復長安，朱泚西走，其部將斬之降唐，“涇原兵變”方告平息 。
從歷史時序上看，征收茶稅在前，“徑原兵變”在后，德宗回到長安時已是興元元年(784)，因此，筆者認為，德宗征收茶稅為起因是“四鎮之亂”而非“涇原兵變”。從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到唐玄宗天寶年(755)，中經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的統治，約一個世紀，這段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重大發展時期，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有顯著的進步，社會生產力有一定的提高。茶葉作為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開始迅速發展。唐初飲茶之風尚局限于山林寺院、皇宮富邸和東南、西南等地，“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隨著社會的安定，經濟、文化的發達，寺院僧侶的傳播，飲茶之風迅速向北方漫延，宮廷常置茶宴，帝王以茶賜大臣，進茶成為官廷禮儀，德宗也很嗜茶，其因兵變出走奉天，韓滉遣使運粟帛入關中的同時，也沒有忘記“以夾練囊緘茶未，遣健步以進御”。社會對茶的需求日益迫切，茶由野生到山林寺院少量種植，發展到成片集中的大量生產。“安史之亂”后，出現了家庭手工制茶作坊，茶農種茶的目的轉向商品交換，茶在農產品中是獨一無二的最發達最典型的商品化生產，為封建王朝征收茶稅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二、唐代稅茶法規。唐代把茶稅固定下來，列為國家財政收入是德宗貞元九年(793 )正月的事。《食貨志下》載：“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 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收兩稅。其明年已后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災，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年奏，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災處亦未嘗以錢拯瞻”從張滂的奏折，說明貞元九年朝廷決定征收茶稅的原因是“去歲水災”，倘后“賦稅不辦”，所以要征收茶稅“以此代之”，目的在“供鍺”。稅率定位較低，估價征10%，但從此“稅無虛歲”，以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來，成為封建國家的專利，我國茶稅法規正式宣告成立。
憲宗時期，先后平定劉辟、李鑄、吳元濟等藩鎮叛變，其他藩鎮也表示歸附，形式上獲得了全國的統一，但還未根除藩鎮勢力。此時 期提倡屯田、營田，重視農業生產，對維持殘破的北方生產局勢有積極作用，使大唐帝國曾一度出現中興時期。可能是由于時局的安定， 財政情況的好轉，將原先“置茶鹽店收稅”的措施罷除，但不久又予恢復。
晚唐是唐政權由衰落趨向瓦解的歷史時期，朝廷日益腐敗昏聵，宦官檀權與藩鎮割據想始終。皇權低落，甚至皇帝的廢立、生死亦為宦官所掌握。穆宗長慶元年(821)七月，成德、魏博兩節度使又叛亂反唐，穆宗發兵十五萬討伐。以致國庫空虛，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大幅度提高茶稅。
武宗即位(841)，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正稅之外，又加橫稅，可以說茶葉雜稅始自 晚唐武宗時期。
到宣宗大中初期，“廬，壽、淮南(茶)皆加豐稅”，“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天下稅茶，增倍貞元”，即茶稅提高到20 %。正稅之外，還有橫稅，而且由初期的按值計征改為按重量計征。
由于諸道關卡林立，茶稅苛重，流通渠道不暢，市場供應偏緊，私販茶葉就更有利可圖。大中五年(851)，湖州刺史杜牧上書：“ 幾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大中六年(852)，鹽鐵轉運 使裴休立“茶法十二條”，其中有“厘革橫稅，以通舟船”，禁止各州層層設卡，使“商旅既安，課利自厚”，保護了商人利益，有利于促進滴品流通，但對私販的處罰極其嚴酷。
三、剖析與評儀。唐朝征收茶稅，初因“四鎮之亂”，復因水災用賦減免，是在物質條件已具備的特定時間和特定條件下形成的。當初稅率1o%，并不 算高，經商納稅，無可非議，不能把封建杜會的合理稅收籠統斥之為“掠奪”。但茶稅伴隨著宦官擅權、藩鎮割據而一再加重，正稅之外，又有橫稅，且直線上升，稅重價高，厚斂傷尺，不能不說是蠢政，應該受到譴責。唐朝的茶稅，初按三等估價，后按重量計征，很不完善，屬首創期。四川的茶稅體制，唐朝起就有別于東南各地，且沿襲到后世，在我國茶葉稅制史上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封建國家時局穩定，政治清明，經濟發達，人民安居樂業，捐稅 就少，反之則重。從唐朝茶稅的征收和或征或停以及由輕到重的全過程，突出地反映了這個可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