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力量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出馬戛爾尼使團到北京，希望清政府在靠近珠山一小海島，給英國商人提供商人停歇與收存貨物的地方，當然，乾隆皇帝斷然拒絕了馬戛爾尼爵士的這一請求。為此，乾隆還給英國國王寫了一封長信。在這封長信里，乾隆寫道：
向來西洋各國及爾國夷商，赴天朝貿易者，悉于澳門互市，歷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金，并霑余潤。（《滿清十三朝之秘史/清譚卷四/外交談》，胡懷琛編，汪翰校，上海廣益書局）
就筆者閱歷，“茶葉”一詞出自中國帝王之筆，這恐怕是天下第一次。而且，茶葉一物置于磁器、絲斤之前，可見在清一季，茶葉的重要，或者說茶葉貿易早已經超過了絲綢貿易與磁器貿易。盡管，茶葉出洋遠遲于絲綢與磁器。但此時（十八世紀后期）的茶葉，已不再是中國的茶葉，而是世界的茶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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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作為中國的原產植物，歷史悠久。中古時期集茶及茶事之大成的書《茶經》里，陸羽(733-804)說，茶出自炎帝神農氏，后歷代相傳至唐。但追究，“茶”作為漢字不見于《說文解字》，也不見于《爾雅》，更不見于甲骨文。若按清人認定的“荼”即“茶”的話，“荼”也不見于甲骨文（《甲金篆隸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08）。段玉裁注《說文》時講，“荼”籒文作“莽”，在《甲金篆隸大字典》里，“荼”最先出現在1942年出土的“楚帛書”（大約為戰國晚期）。雖然“茶”不是最古老的漢字，但茶作為中國最古老又原生的植物，則是可以肯定的。在佛教東傳的寺院里，因為可能的藥用、僧眾的修行所需，從南北朝開始到唐，茶及茶事已經足以可以讓人為它專門寫一部茶及茶事的百科全書《茶經》了。自班固《漢書》辟《食貨志》以來，從唐始，茶及茶課便一直是歷代《食貨志》的重要部分。《舊唐書/食貨志下》指出“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貞元九年即公元793年。也就是說，茶及茶稅進入正史的元年是公元793年。此后，茶課即榷茶法便一直為中央政府的官稅。貞元九年設茶課定“每十稅一”，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飲茶者從寺廟里走出來，無論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特別是當茶可以易中原之外域的戰馬后，種茶、制茶、販茶，課茶稅，便從民間逐步納入和強行納入到官方，到宋，已禁止私茶。在唐一季，茶課為鹽鐵使代管，在宋一季便有專門管理茶課的機構。《宋史/食貨志》載：蜀茶“舊無榷禁，熙寧間，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增至百萬。”《東京夢華錄》記在外諸司專設“都茶場”。從《宋史》起，《食貨志》里便專辟“茶法”，與鹽法、酒法等共舉。由于“茶之為利甚博”且“利嘗至數倍”，嘉祐二年（1057）歲入一百二十八萬，政和元年（1111）茶產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千六百余斤，收息一千萬緡。到了明，茶事除了課稅即“諸產茶地設茶課司”之外，《明史/食貨志》還把種茶的戶數、茶樹植株數等，都列進《食貨志》里內容，可見茶在明一季何等的重要。洪武年間（十四世紀后期），茶作為易馬的重要貨物和稅科，茶業發展很快，漢中一地產茶三百萬余斤（可易馬三萬匹）、四川產茶產一百萬余斤。茶課為牙茶三錢、葉茶二錢，隆慶三年（1569），僅四川一地邊茶稅銀高達四千余兩。當然，茶業的發展和茶稅的征收并非一帆風順。嘉靖后期，由于陜西歲饑，茶戶無所資。嘉靖末年（1566）御使潘一潘奏“增中商茶，頗壅滯，宜裁減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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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明王朝單方面依賴茶稅來支撐易馬興市和邊關餉銀時，再加上如陜西的歲饑，茶葉發展面臨困境與茶農的困頓（《明史/食貨志/茶法》記：嘉靖三十六年即1557年，“邊餉告急，國用大絀”）。但是，因世界格局變化、地理大發現時代的來臨，茶葉，本是中國的一種重要的經濟財政來源，嘩變成了中西貿易的主角，嘩變成了世界級的產品。
就在1557年兩年后即1559年，歐洲人（也許通過葡萄牙取得了居住權的澳門，或其他地方）首先提到了茶——中國的茶！從此，茶成了“第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真正的全球產品”（《綠色黃金》）！在此之前，茶葉已在公元八世紀（另一說為六世紀）以佛教的方式東渡日本伽藍，但那時的茶在日本還不是后來的茶于日本文化的重要構件，而只是作為藥用的引進。聞名于世、后來又返回中國，影響中國的“日本茶道”，要等到宋代（十二世紀后期）的“茶斗”傳入日本之后的十五世紀才形成和定型。茶到歐洲一個世紀之后，才姍姍登陸英倫三島。誰會預料道，這一登陸，不僅改變了英國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改變了世界。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凱薩琳嫁給了英國國王查理二世。凱薩琳嫁妝的清單里，除了摩洛哥的軍事重鎮丹吉爾、印度大陸的明珠孟買外，還有價值80萬英鎊的財寶。這些財寶里就有中國的茶葉與中國的茶具。隨后，1689年第一船中國茶運抵英國。開始是貴族，很快便在新興的資產階層，以及工人、貧民中，茶葉成了英國人的日常必需品。2003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牛津經濟史百科全書》（英文）有關茶的數字記錄是這樣的：茶葉作為貿易大宗貨物，1610年抵達阿姆斯特丹，1657年被英格蘭公眾所知道。從此，茶于英國與中國之間建立起了重要的關系。茶的消費高速增長：1678年4713磅、1725年370323磅、1775年5648000磅、1801年23730150磅。可以說在第一波全球化即地理大發現時代（十五世紀中后期至十八世紀），這個星球上，沒有任何一件商品，像中國茶如雷霆般席卷英國，也沒有任何一件商品有中國茶這般高利高稅。到了十八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稅收每10鎊中，就有1鎊來自茶葉的進口與銷售。1711-1810年，英國政府從茶業貿易中獲得的稅收，高達7700萬英鎊。十九世紀中后期，英國每天要喝掉1.65億杯的茶，也就是說，英人每人每天至少要喝3杯茶，英國人每天攝入到人體內的液體有40%來自茶水。在英國，茶打敗了所有飲料，包括先前的酒精飲料和后來風靡歐洲大陸的咖啡。由于飲茶，英國人的生活發生了幾乎可以說得上天翻地覆的變化。《綠色黃金》轉引英國著名小說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喬治·奧威爾的文章：“一般來說，他們（英國人）連略微品嘗一點外國菜也不愿意......但如果沒有茶和布丁，日子簡直沒法過。”1938年英國的《每日電訊報》的評論文章講：（英國人）“一星期不喝茶，世界就會亂成一片。”據說有一支英國民謠對于茶是這樣頌揚的：“當時鐘敲響四下，世上一切瞬間為茶而停了。”這就是直到今天還保留的英式“下午茶”（afternoon tea）。
由于飲茶，英國的文化傳統也發生了變化。英國人與日本人在研究茶的推廣、普及，以至于征服茶客時，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茶除了有藥用的鎮靜或有時的迷幻作用外，最重要的是茶飲的過程。茶的沖泡，端茶給客人，與客人對飲或幾人共飲。茶飲與酒飲有一個本質區別，在于茶飲的平凈，更在于茶飲的相互平等和相敬如賓。日本茶道所追求的“單純”“清澄”“調和”“侘”和“寂”，尤其是“寂”，構成了日本人審美三大關鍵詞之一（見《幽玄、物哀、寂——日本美學三大關鍵詞研究》，[日]大西克禮，中譯王向遠）。茶飲，帶來了人的精神享受。同時，茶飲帶來的平民化，正符合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新興資產階層的崛起，也符合英國人的可以通過船堅炮利征服世界的另一種方式：紳士的方式。由此，茶飲的平民化又讓茶飲具有儀式的意義。這與英國人信奉的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與日本茶道里的禪宗精神和氣氛異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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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作為一種東方從未見過的商品進入英國，一開始是偶然，接著是必然。但無論偶然還是必然，茶進入英國時，原本只是作為一種飲料，并沒有立即賦予茶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價值。但英國人一開始便覺察到了來自中國的茶，有它的文化意義和文化符號。1686年，英國議員t·波特，通過一份中文資料，列出茶的20種益處。20種益處的前19種都與茶的藥用功用相關，如1、凈化血液，3、緩解抑郁，8、疏通阻滯，9、明目等。但在最后一項即第20項時，t·波特給來自茶貼了這樣一個標簽：“讓人寬厚待人。”這一倫理的標簽，也許是英國人已經感受到了茶飲帶給茶客們相互間的平等，但這一標簽卻源于中國。
陸羽《茶經》第一句開門見山地寫道：“茶，南方嘉木也”。也就是說，茶天生麗質，非一般樹木可比，它表明唐人對茶樹的倫理性認定。接著陸羽《茶經》的第一章里又說：茶，“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如果說“茶，南方嘉木也”還只是對茶植株的美好評價，那么“最宜精行儉德之人”則賦予了茶的儒家倫理現念和儒家理想。茶，能在中國生生不息，以及東渡日本、西越歐陸英倫和美洲生根發芽光大（包括茶的貿易和茶的本土化），除了茶是一種既有藥用功效且又便宜的飲料之外，與茶的儒釋道（特別是儒家）倫理的賦予與植入密不可分。《茶經》以降，關于茶的種植、制作和茶文化的著述，雖不如注“四書五經”那般的汗牛充棟，但茶事著述同樣巨富，如清人陸廷燦的《續茶經》里講中國茶書“不可枚舉”。僅《續茶經》第一章《茶之源》所搜羅和引證的書目，就多達一百余種。茶書于中國，是國學的重要部分。
跳過宋代，說說明代，特別是進入中后期即萬歷以后，明一方面政治上似無所作為，但經濟特別是江南的一帶經濟，發展與繁榮則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黃金年代。中晚明的文人、商人、士大夫，生活極為講究，茶就充當了這一閑雅且奢侈的媒介與文本。如屠隆的《考槃馀事》、高濂的《遵生八箋》等里記載描述的茶事，許多都嘆為觀止，如《遵生八箋》里記錄的一套茶具竟多達十六件（而且每件有每件的功用）！本文選擇兩個非專門的茶書文本，來看一看茶事在明一季的厲害。一個是虛構文本《金瓶梅》、一個是紀實文本《陶庵夢憶》。《金》成書于萬歷流行于崇禎（《陶庵夢憶》里就記有用北調演唱《金瓶梅》之事），《陶庵夢憶》成書于清初。茶到了明已經多樣化豐富化，《金》里就記有“土豆茶”“木樨金燈茶”“芫荽芝麻茶”“南風團雀舌牙茶”“六安雀舌牙茶”等多種茶品，而且記載了“甜水茶”。七十三回，潘金蓮吩咐下人：“你叫春梅來，教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著些茶葉，頓的苦艷艷我吃。”中國茶引入英國后，有一個重要的改變，尤其是紅茶，英人會在茶湯里滲入奶和糖（至今，這是典型的英式茶）。十七世紀初成書的《金瓶梅》里所看到的“甜水茶”，也許是一種巧合——英人會知道這種“甜水茶”嗎？在中國，酒比茶先進入到人的生活和社會中，從遺存和后來發掘的上古青銅制品看，有酒具無茶具。那時的酒具一實用二祭祀用物。在大英博物館的館藏中，有一件大約公元四年的漢代漆杯。這只漆杯，色彩對比強烈，據《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中文譯本中冊認定，這是一只酒杯。中國的酒具從土陶（新石器時代）到青銅（商）再到瓷（宋元），中間還出現過漆制酒具（漆制品一般為木胎上漆）。
茶的進入是因為藥用和禪義，其場景是凈和閑，與酒的熱烈和祭祀，完全不一樣。《金瓶梅》凡寫酒的場景，無不熱鬧，許多時候還是胡鬧或者情色之前的暖場。寫到茶就不一樣了。凡是寫到茶時，都是平靜而且和諧的。二十一回“吳月娘掃雪烹茶/應伯爵替花勾使”里，吳月娘雪中烹茶寫得如詩一般意境：“端的好雪。但見：初如柳絮，漸似鵝毛。……襯瑤臺，似玉龍翻甲繞空舞；飄粉額，如白鶴羽毛連地落。……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著茶罐，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與眾人吃。正是：白玉壺中翻碧浪，紫金杯內噴清香。”掃雪烹茶這一意象，是禪的意象，也是道家的意象，事實上它是儒家的意象。一個沒有詩書傳承的西門慶家，竟然出現吳月娘掃雪烹茶的場景，這不能不說哪怕對于一家暴發戶，茶，依然有著它的地位和力量。甚至可以在這里嗅到茶“正能量”的象征意味：吳月娘可以善終（西門慶則是酗酒后縱欲而亡）。
遺民張岱在明清季替時，感“國破家亡”而“無所歸止，披發入山”后寫成的《陶庵夢憶》，所寫之物，極盡晚明奢華。其中多次涉及到茶。卷四里提及二十四橋中的茶館酒肆的繁華為“紗燈百盞，諸妓掩映閃滅于其間”（此繁華，與宋人的《東京夢華錄》近似）；卷三“禊泉”一節里提及，此泉水“試茶，茶香發”；卷八，張岱為一名“露兄”（典出宋人米芾“茶甘露有兄”）茶館撰寫了《斗茶檄》，其檄最后一節為：“八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潔清涼；七家常事，管柴米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齊名；七碗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壺揮塵，用暢清談；半榻焚香，共期白醉。”茶之功德文章幾于在此。卷三，張岱介紹了兩種茶，一是蘭雪茶一為閔老子茶。蘭雪茶，產于越王鑄劍之地。因此這茶“意不在雪芽”而在于“有金石之氣”。在張岱看來，吃這種茶，不是吃茶的清香而是吃的歷史和文化。在張岱眼里，蘭雪茶就是作者國破家亡后試圖奮起（復明）的寄托。張岱在這一節里詳細地介紹了這種茶的制作方式和過程：“扚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蘿。他泉瀹之，香氣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則香太濃郁。……取清妃白，傾向素瓷，真如百莖素蘭同雪濤并瀉也。”這段話，在我看來，比所有專業的茶書，更專業更有文化。在介紹“閔老子茶”時，張岱則是一副東方朔的派頭：“……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爐。茶旋煮，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凈幾，荊溪壺、成宣窯磁甌十余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磁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閬苑茶也。’……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紿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
僅從明人的這兩個非專門茶事的文本中，便可以看到中國茶事與茶文化的豐澹、滋潤、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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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元一世紀到公元十八世紀。由于張騫偶然的發現，從太平洋到地中海長達約6500公里的橫跨歐亞的通道(先陸路后海路)漸次被打開。東漢時，希臘人用“賽兒（ser）”即蠶代指中國，四世紀到八世紀，絲綢和蠶是中國的代名詞。十三到十四世紀，蒙元帝國恢復和拓展了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此時，瓷器(尤其是清花瓷)成了中國的代名詞(大寫c，“china”成了中國，小寫c，“china”便是瓷器)。到了十七、十八世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航運工具的現代化，大宗商品運輸成為可能，中國的代名詞不再是絲綢與磁器（事實上歐洲已不再需要這兩宗商品），而是茶葉（據說“tea”是澳門廣東話“茶”的發音）。當茶成為中西貿易的主角時，中國的絲綢和磁器便退出了歷史舞臺。這時的中國，西人稱之為“茶葉帝國（the empire of tea）”。
茶進入英國后，迅速成為英國各階層的新寵和必須品。而且，茶與英國的文化形態和正在崛起的世界霸權，幾乎一拍即合。在《綠色黃金》一書里，有一專章叫《著迷》。寫茶事與英國人、英國政治密不可分。如：“漂亮的女人在泡茶時最漂亮”“茶，讓男女老幼幾代人都聚會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下午的茶派對，讓人們更加禮貌和藹可親”“茶店和休閑公園非常契合英國中產階級以家庭為中心的伴侶式婚姻”“茶成為19世紀反對酗酒的禁酒重要符號和有力武器”“茶成為許多政治俱樂部的中心，為議會民主制的崛起貢獻巨大”……從個人到群體、從女性獨立到家庭和睦、從禁酒到催生議會民主，茶于英國無所不在！茶的影響和重要，此已遠勝于茶的故鄉。再就是，茶事引發的與茶相關的諸種器物、場所，獲得了更新和創造機遇。在英國進口中國茶壺的同時，英國開始了自己制作英國人趣味的茶具。當時中國的磁器出口僅僅作為茶業運輸的壓艙之物，而此時的英國茶具，已制作得美輪美奐。大英博物館的館藏中有一套維多利亞早期（十九世紀中期）英國制造的茶具“炻瓷鑲銀茶具”。《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中譯本下冊里，專章介紹了這一茶具。這套茶具共三件，呈紅棕色，一個約高14厘米壺嘴短的茶壺，一個糖罐，一個奶罐。茶具底部標有制造商的名字“伊特魯尼亞工廠”。伊特魯尼亞工廠位于斯塔福德郡斯托克城，而斯托克城是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制陶中心。中國的茶，如此影響和改變一個國家和民族，這是世界史從來沒有過的事（盡管，茶于日本文化中占有相當的地位）。但也正是因為茶和茶的貿易，世界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
中國茶進口英國，從1678年4713磅，1801年一躍達到23730150磅。不到150年，茶的進口翻了5000多倍！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在這個驚人數字的后面，則是一系列的故事。茶業貿易在1833年之前，一直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經營。東印度公司是英國殖民印度和殖民整個亞洲的“全權代表”和重要力量，它有自己的軍隊、戰船、武器、商品貿易公司，以及傳教、文化傳播等。在經營茶業貿易過程中，東印度公司一是發現與中國政府不好打交道（如文前提及到的乾隆給英國國王的信中所講），一是太遠。于是在印度次大陸尋找與中國茶樹一樣的樹種，以便取代中國。東印度公司在1824年占領了當時還不是印度領土的阿薩姆邦。按照中國茶園的建制，并請來了中國制茶工人，經過若干年的經營（最高時阿薩姆邦有420000英畝茶園），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茶已據相當可觀的水平。但是，這種茶依然達不到中國茶的質感與味道。再加上1833年，東印度公司失去了壟斷經營茶業貿易，需要某種機遇出來挽救這一頹勢。一個叫羅伯特·福鈞（robert fortune）的植物獵人出現了。福鈞被東印度公司派到了福建。福鈞到中國的目的只有一個，選好的茶樹和茶種，偷運植株與茶種到印度或者歐洲種植。當時中國的茶樹植株和茶種，就如漢唐時的絲綢和蠶子一樣，絕不允許輸入他邦（盡管1728年荷蘭人已經把茶的植株帶到了好望角與錫蘭，但直到1828年才有了像樣的茶園）。福鈞，不辱使命，在1849年運出了13000植株和10000顆茶種（在此之前東印度公司花了十多年時間試圖運送中國茶種都告以失敗）。不幸得很，這批植株與茶種到了印度，植株只有1000株活著（種植后存活只有3%），10000顆茶種無一顆發芽！不過，英國人在大航海時代、特別是在維多利亞時代，對于外部世界和自然界，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愛和冒險精神。通過改進運輸方法，1851年，福鈞再次成功運出10000多植株，到達目的地時，有大多數植株存活了下來(福鈞的故事見《茶業大盜》，[美]薩拉·羅斯，孟馳譯)。
這時的中國，茶葉依然是南方諸省的重要經濟作物，茶稅依然是財政的重要支撐。盡管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發出上諭“永禁出洋販運”，但是，茶葉的中西貿易并沒有因乾隆的禁運而中斷，反而是年盛一年。《清史稿/食貨志》把茶法僅排在鹽法、錢法之后，足見茶稅及在清一季開始的茶業中西貿易的重要。咸豐三年（1853）因茶正式在福建設置海關，同治元年（1862）洋商已深入內地，只要持有官府發予的“運照”，茶葉便可經營。《清史稿/食貨/五》說，“是時，泰西諸國嗜茶者眾”，每年大約輸往英國的茶業八十九萬八千石左右。而且茶質遠勝日本、印度、意大利、錫蘭、爪哇等國。雖然此時中國已經開始進口日本的茶（同治十二年已呈逆差），但中國茶業依然成為中國最大宗的出口貨物。就在這之前之后，整個東半球的地緣政治發生了翻天覆地且根本性的變化。
由于英國的茶業貿易，多年與中國處于一種逆差。綠色黃金茶進入英國，白銀流進中國。對于一個十九世紀的超級大國，顯然這不符合英國的利益。東印度公司一直在尋找替代茶業貿易逆差的商品。1758年東印度公司獲得制作鴉片的許可，1773年，英國把葡萄牙對中國的鴉片貿易權奪走，1776年，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輸入了60噸，至1830年，英國出口中國的鴉片已經高達1500噸（《茶葉大盜》講過，“英國一些最漂亮、血淋淋的功績就是東印度公司干的”）。到了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便不可避免的爆發了。從1793年到1840年，不到50年時間，清朝迅速步入到積貧積弱的時代。如果從這個角度觀察，茶（tea），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了中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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